“先录像后扶人”不减道德成色

李英锋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姚某在湖北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录像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学生的行为点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但也有网友质疑:“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1月23日《新京报》)

5名大学生及时出手,救中年男子于危难之中,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因为他们先拍录取证后救人的举动就质疑、揶揄他们,未免过于挑剔、苛刻,有“道德洁癖”之嫌。

姚某突发脑出血,情况危急,医生透露,“如果再晚几分钟来医院的话,他可能性命不保”。5名大学生扶起了姚某,并在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救,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学生们一直守候在姚某身边……做到这些,已经具备了扶助他人甚至见义勇为的全部特征。扶助他人,关键在于行动。我们评判这起大学生救人行为,主要是看客观要件,大学生扶起了姚某,伸出了援手,且对姚某的后续治疗产生了有利影响,就是一次积极的扶助行为,值得肯定和鼓励,至于大学生们在救人之前或救人过程中拍没拍照、录没录像、取没取证,根本不影响救人行为的性质,也丝毫不减损道德的成色。

近年来,扶人被讹已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大学生们先拍照录像取证后救人,只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这种自我保护行为与救人行为并不矛盾。实际上,不少地方都是视频监控的死角,在一些扶人纠纷中也因种种原因难以找到证人或其他证据,大学生们取证,有助于还原扶助救人的事实,也为可能发生的纠纷做好了维权准备,有助于公平化解可能出现的纠纷。这一行为的本意不是为了求表彰,但如果他们的行为达到了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有关部门有必要按程序给予表彰。

不得不承认,扶人被讹的风险依然存在,应该正视并理性面对这种风险,学会管控规避这种风险,并以务实、包容的态度来审视每一起正能量的扶助行为。不能要求救助人或扶人者都是道德圣人,毕竟,当键盘侠容易,做实事难。所以,不管救助人是否有过迟疑,不管救助人是否采取了拍录或邀请他人见证等自保措施,只要救助人实施了扶助他人这一客观行为,就是好样的。退一步讲,即便某些救助行为造成了受助人损害,也不应该苛责什么,因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救助人的法律护身符,也是救助人的法律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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