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的况味

◎程华

最爱吃鸡蛋。肉末蒸蛋、番茄炒蛋、油炸荷包蛋……几乎啥吃法都能成功挑起我的食欲。

小时候,能有几个鸡蛋吃,绝对是令人艳羡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在重庆锻造厂医务室工作,我家就住厂里宿舍楼。厂子小,只有四五百人,地处郊区,周边都是农田鱼塘。每天清晨,我都在附近农村“五星广播站,现在开始对社员广播……”的高分贝喧闹中醒来。

眼闭着,母亲熟悉的气息氤氲而至。眼睁开,一只白水煮鸡蛋已热腾腾地摆在面前:“乖,把蛋吃了,妈妈上班去了啊!”于是爬起来,洗漱,慢腾腾吃下鸡蛋,背书包上学。另一只蛋,是留给弟弟的。父母只吃厂里食堂的黑面馒头、稀饭,运气好的话或许会有包子,不过包子里没肉,只有切碎的大白菜。

从部队转业的母亲工资算高的,每月大约六十块,几乎与厂长齐平,比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还高出一截。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我家还略略比厂里许多人家过得宽松一点。

但那时食材缺少,即便有点余钱也没啥可买。厂区外面就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油辣铺,除了一点米面,几只大缸里的酱油、醋,也没啥可吃的。厂里食堂常常缺米少油,有时去晚了,饭甑子空空如也,一家人只得靠包谷粑充饥。每次,一看母亲又端回几个干巴巴的包谷粑,弟弟就会一瘪嘴哭起来。

“我要吃‘嘎嘎’,我要吃肥嘎嘎!”(重庆方言,即肉)成了弟弟的口头禅。大人们故意逗他:“为啥要吃肥嘎嘎?”才学会说话不久的弟弟大着舌头说:“肥嘎嘎油多,管饿呀!”

母亲总是想法让父亲因地制宜去弄些食材:打青蛙、捉黄鳝、摸田螺……凡能弄到的都去弄。父亲虽一介书生,但在安徽乡下长大,也是个能吃苦办法多的人。肉很难弄到,但鸡蛋还不时能搞到点,不过也不多。父亲每次悄悄带鸡蛋回来,都会“嘘”示意我们不要嚷嚷,说拿东西和农民换的,这叫“投机倒把”,要遭处罚的。

啥叫投机倒把,我不懂,但隔三差五有一个鸡蛋吃还是不错的。

七八岁时,我莫名其妙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住了院。起初,母亲每天下班后挤一个多小时班车来照顾我。等病情好些后,她便隔天过来一次,每次都端一只大碗,里面装着几只白水煮蛋。我照例心安理得享用了。有时一口气能吃三个。隔壁两个小病号常倚门一边偷看一边流口水。有一次,给我抽血的医生说,都说北方人重男轻女,你看你爸爸一点都不。我问她你怎么知道?她说为保证你的营养,你弟弟一个月都没鸡蛋吃了呀。

虽然还小,但那时已开始懂事。望望手里没啃完的蛋,我突然吃不下了。不知是内疚还是真的吃多了,从那以后,每次吃煮蛋我都有些喉咙发哽,总觉得自己不该霸占了弟弟那一份。

母亲看我不怎么吃,着急起来,开始改变烹调方法,拿酱油、八角、生姜等加水卤了给我吃。毕竟是小孩子,哪经得住那香味的引诱,很快又胃口大开。

住院两个月,不晓得多少个鸡蛋下了肚。出院,病愈,渐渐地再不想吃这种整蛋了。“你看隔壁家几个孩子,眼睛都望绿了呢。身在福中不知福。”母亲一边气哼哼数落我,一边继续改进烹调方式,绞尽脑汁想让我多吃些。也是,除了鸡蛋,那时还能吃上什么营养一点的东西呢?

八十年代,我读高中了,能吃的东西开始多起来,鸡蛋也不算啥稀罕物了,菜市场有,商店里也有。母亲“研制”的拿手菜“虎皮鸡蛋”开始有了用武之地。这菜美味但特别耗料,一盘成菜至少得用上五六个鸡蛋,摆盘出来才像个样子。要在以前,可不敢这么抛撒。现在可以不考虑原材料来源,吃完了,自然有地方买去。

做法稍嫌费事,但不难。生鸡蛋几枚丢开水锅里煮熟,捞起,剥壳,一刀对剖两块。接着坐锅烧油至青烟飘起,把蛋一块块炸至金黄,捞出装盘摆成一圈儿。再将酱油、醋、少许白糖、花椒面、味精与麻油放碗里搅匀,加入剁碎的姜蒜后,均匀淋在鸡蛋上面,最后撒上切细的葱花。

但见鸡蛋金黄如斑斓虎皮,葱花嫩绿似三月柳梢,黄黄绿绿怎一个养眼了得!一口咬下去,蛋皮炸得香香的,里面咬着嫩嫩的,味道咸鲜回甜又裹着一股子麻辣,我一口气能吃七八块。

从高中到大学,从单身到婚后,这道菜从未吃厌过。如今,十一岁的儿子和我一样爱吃这道菜。有时家里没鸡蛋了,也不用去超市,他自己会跑小区里的自动售货机上去买,很方便。蛋是绿色有机蛋,味道不错。儿子那吃相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吃着嘴里的,眼睛盯着盘里的,吓得我连连阻止,怕他吃多了不消化。“要不要这么饿痨饿相,又不是饥荒年月。”丈夫望着他,啼笑皆非。

是啊,如今什么买不到啊。想来儿子这副馋相,不过是饥饿的自然反应,是对“妈妈味道”的真心认同。而对于我来说呢?母爱的醇厚,岁月的况味,尽皆交织于一只小小的鸡蛋身上了。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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