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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5年执行到位7万亿 办成“过去想办而没办成大事”

来源:豫法阳光 2018-10-22 19:38   https://www.yybnet.net/

导读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正式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两到三年时间紧迫,执行难为何成为一个顽症?人民法院的承诺完成得怎么样了?破除最后一道藩篱的秘密武器都有什么?这一承诺能否如期完成?破解“执行难”有三宝:规范化、高科技、众人拾柴火焰高

“什么是执行难,其实我们法院内部理解的和老百姓理解的执行难是两个概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说。

在胡道才看来,法院系统内部需要和当事人共同换位思考,一起理解“执行难”。法院理解的执行难是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查,查到难以处置,甚至迫于干扰没法执行;而当事人理解的“执行难”是难执行,有了判决拿不到钱,个别法官消极执行、拖延执行、有财产不去执行、不去抓人,甚至眼睁睁看着被执行人依然在高消费,名下却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记者调研发现,长期以来,“执行难”确实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难题,这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不足在“司法末端”的反映,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人财难查”让法官犯难、“规矩难立”让群众生怨、“老赖难治”让诚信失守。

近五年来,执行结案超过2100万件,整体执结率超过90%,执行到位金额达七万亿元,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展?“基本解决执行难”有三宝——规范化、高科技、众人拾柴火焰高。——“第一武器”规范化,“刀刃向内”规范执行。“近三年出台30多个涉执行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前20年出台的总数相当。”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破解执行难首先要“立规矩”,第一刀必须“刀刃向内”,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实施的《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为执行工作划定“高压线”,法院工作人员凡触碰“高压线”的,将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2017年全国有多名违纪违法执行人员被立案调查。

记者在多地基层法院看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为8类执行案件设置了37个关键节点,每个程序、每份材料都要进行信息化录入,每个执行案件都要“节点留痕”,每一次外出执行都要“全程公开”,在最高法的执行指挥中心可以随时调看全国各地的执行现场和执行进展情况,“人防+技防”的模式使得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行为得到有效治理。此外,各地法院的执行法官也从以前的“老弱病残”变成精兵强将,“五加二”“白加黑”已基本成为各地执行法官的工作常态。——“第二武器”高科技,查人找物“一网打尽”。查人找物是执行工作的第一道坎。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鲍慧民说,目前上海法院执行法官年人均办理125件执行案件,如果在传统的登门临柜查控模式下,一名执行法官要花费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案件在上海72家银行存款信息的查询,此外还有不动产、证券等各项信息的查询。

针对传统执行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题,最高法于2014年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财产,目前“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已经与3850多家银行联网,通过与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人民银行及商业银行等单位联网,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等16类25项信息,实现多种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五年前对方欠我的钱,一直说没钱还,没想到在法院电脑上一查就找到了”。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发现被执行人在浦发银行芜湖分行账户有34.8万元存款,经过在线冻结、扣划后,申请人唐某很快领取到12.4万元执行款。

这只是“一网打尽”的一个缩影。截至9月中旬,全国法院共计查询案件5546万余件,共计冻结2782亿元,共计扣划241亿元;查询不动产540万套,车辆4623万辆,渔船和船舶98万艘,互联网银行105亿元,证券936亿股。

在法院查控到的财产中,约60%的财产需要通过评估、拍卖后才能向当事人支付。针对“财产变现难”的问题,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截至今年9月26日,仅淘宝网一家网站就进行网拍超过113万次、平均成交率达到88.32%,成交金额约8781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超过263亿元,百万次网络拍卖实现零投诉、零违纪。——“第三武器”众人拾柴,全社会正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环境。“失信惩戒是执行工作的底线,也是维护司法权威、守护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关卡。”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说,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联合惩戒体系建设,采取惩戒措施150项,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旅游、招投标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2016年,由于拖欠130万元工程款拒不偿还,王某被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此时王某正在南极组团旅游,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无法购买机票,王某被困在了南极。无奈之下,王某委托律师主动到法院偿还欠款后才得以从黑名单上除名回国。截至今年9月,累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的失信被执行人共1200多万人次,共限制1453万人次购买机票、521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

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前期已清理263亿元,黑龙江、江西、湖北、广东等地的部分市、县级人民政府还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经到了“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目前全国法院每年新收执行案件超过600万件,必须加快推进长效机制的建设,因此各部门、各地方与法院的信息联通和惩戒联动将成为能否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不过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网络查控“联而不通”、联合惩戒“联而不动”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与法院的信息共享方面仍有畏难情绪,“路修通了,少有车跑”,导致部分地方法院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普遍存在信息不够准确、数据不够完善,使得一些“老赖”的财产成为“漏网之鱼”;多数地区未就落实联动情况建立管理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致使有些部门在对“老赖”的联合惩戒过程中意愿不强、动力不足,大大削弱了惩戒力度。

“长久治本必须依赖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完备。现在失信人名单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只有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环境形成,只要失信就会付出极大代价的时候,彻底执行难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胡道才说。

一键“查全国”、“老赖”追着还钱……“信用孤岛”这样被打破

当“基本解决执行难”遇上信息化,会有什么奇妙反应?全国四级法院执行网络实现纵向互联,法院与各国家机关、商业银行等网络实现横向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执行大数据打破法院与各部门的“信息孤岛”,不仅有效推动执行工作,还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保驾护航。

坐在办公室里“查全国”存款、车辆、证券均能查

政府部门间数据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数据孤岛”现象一度备受质疑:企业信用信息分布在工商、质检、财政、税务等十多个部门,大量数据处于封闭状态。“坐在办公室里查全国,这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安徽省芜湖市经开区法院副院长丁家平说,2015年以来,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和网络查控系统每个月都有新的变化。

“执行工作与诚信体系建设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两者既互相依存,又相互促进。”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洋认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关键在于各部门的信息共享,而信息化建设则是破解执行难的“牛鼻子”,法院通过信息化执行能有效串联各部门的信用信息。

执行工作不仅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信息收集功能,还为信用数据共享打通渠道。贵阳法院依托技术优势建立“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云平台”并嵌入32个市直部门,可对相关数据进行自动推送、拦截、惩戒和监督等。曹某某2017年为其子女申报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通过云平台自动比对发现此人为失信被执行人,自动拦截并限制报名,云岩区法院得到反馈信息后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联合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采取联合惩戒措施150项,涉及担任公职、招投标、出行、购房等方方面面。

诚信意识树立底线思维“老赖”追着还钱

具有强大震慑力的执行工作大幅提升了公众诚信意识,截至目前,已有300万名“老赖”主动履约。

“以前是法官撵着“老赖”要账,现在是“老赖”追着法官还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向记者说了一个案例,赵某为逃债远走缅甸,没想到缅甸北部发生内乱,但赵某由于被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无法购买回国机票,无奈之下只能委托家人履行义务,才得以返回国内。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裁判生效后当事人自动履行的比例超过50%,2017年较2016年增长12.8%,反映出我国公民遵法守法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持续提高。截至目前,已有超过310万名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逐渐树立起底线思维的还有以往党政机关“老赖”。一些基层法官反映,涉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执行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执行难度大、影响极其恶劣,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更对提升社会诚信意识起到极其负面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全国法院近年来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目前已清理263亿元。海南近两年来清理370多件涉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案件;北京将17名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党员干部移送监察委审查处理;湖北对涉党政机关、人大代表等执行案件逐案建立台账……预计全国法院今年将实现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全部实际执结。

记者在安徽省淮北市中院采访当天,遇到前来主动洽谈还款事宜的一乡镇党委书记。“该乡镇2013年时曾因建设新农村,欠下建筑商860余万元的工程款。这位书记一个月来了三次,由于执行金额较大,一次性支付清很难,所以商量能不能达成分期还款。”淮北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陈雷雨说,随着惩戒力度越来越大,威慑效应越来越大,主动上门履行执行义务的会越来越多。

犹如“滚石上山”尽快告别“联而不通”“联而不动”

记者调查发现,仍有少数部门和地方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信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方面有畏难情绪。

比如一些基层法官反映,能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在银行能查到、能扣划并直接执结的执行案件占比较低,个别部门还没有为法院提供网上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住宿信息、电信登记信息、通话清单、手机位置信息等还不能实现网上查询。

“信用信息共享是执行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协会副会长樊庆峰说,网络联通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各部门真正愿意共享数据信息,这其中涉及各部门各行业的自身利益,必须真正下决心才能推动。“路修通了车不多,不仅最初的目标无法实现,路还白修了。”

除了联合查控存在“联而不通”,联合惩戒也存在“联而不动”的现象。

记者采访了解到,某建设集团从2010年至今已被九省市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多达50多次,且均未履行义务,但这家企业仍能通过招投标承接多地的政府工程。

“我们和近60个部门签署了联合惩戒协议,但通过信息化系统自动限制、真正发挥联合惩戒作用的只有10多家。”一位地方法院执行局局长告诉记者,目前还有一些部门认为联合惩戒是在“替法院做工作”,在推进联合惩戒的过程中和法院“谈条件、要经费”。“如果联合惩戒不能到位,守护社会诚信体系的防护网就会越来越松。”

专家学者认为,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近年来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到了“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目前全国法院年均新收执行案件超过600万件,亟需尽快完善联合惩戒管理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步伐,用长效机制固化专项行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李放、张紫赟)

来源:新华社

编辑:贾共鑫、朱奕锦

审核:程 彤

(原标题:《盘点丨5年执行到位7万亿元,人民法院是怎样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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