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行” ◆李 行

今年10月12日是我的公公金平先生去世一周年忌日。此时，许多记忆犹新的往事不由得涌上心头。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对公公的称呼还是“外公”。直到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本来已经够‘外’了，不许再喊‘外公’，要叫‘公公’。”我才懵懂地改口。公公是安徽省最早的一批特级语文教师，他教过的学生数不胜数。我虽然不知道他教过的第一个学生是谁，但我大概可以算是最后一个。

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没多久，公公就开始教我背唐诗、宋词、百家姓和三字经。每天中午放学回家，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就和公公一起“严阵以待”。就是到我上高三学业繁忙，从来没有一天间断。就算偶尔放学拖堂晚点到家，也没能有过“罢课”之侥幸——吃完饭，公公已照例在黑板前坐好。从《二十四节气歌》、《四时读书乐》开始，每天中午的固定课程是一首诗或词，再加一篇古文。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每天都流连沉浸在诸如“秋千院落夜沉沉”的深沉、“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的悠然、“宝马雕车香满路”的繁华之中。一篇篇诗词歌赋犹如绕梁之余音，终日不绝于脑海。

公公的课也绝不局限于讲解诗词古文的含义，他通常喜欢延伸开来和我讲一些背景故事：《烽火戏诸侯》、《孔子家语﹒在厄》、《苏武牧羊》、《满江红》等，其中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荒唐昏庸、孔子师生困于陈蔡的局促无奈、苏武“留胡节不辱”的凛然大义和岳飞“怒发冲冠”的愤懑悲壮也都在他的娓娓讲述中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公公讲给我的故事还有很多，现在想来，多到不胜枚举。

公公是慈祥和蔼的，但在教我古文的时候是严格严肃甚至是严厉的。“学而时习之”，每当我不能正确地在小黑板前默写出前一天学的诗词时，就会受到“训斥”。公公的“训斥”从来不多言，而是一句话、一个眼神，足以让我难受很久。听爸爸妈妈说，我的名字是我公公起的。“行”，字面意思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你行”，“做什么事都行”。另外，由于我属马，公公想在我的名字中增添“天马行空”的俊逸与潇洒。听说为此公公还专门在《蚌埠日报》发文解析。但随着我的成长，公公让我明白了“行”的真正含义。

记得公公教我《论语》的第一段《泰伯章》中有一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初学《论语》，对于其中 “仁”的含义我还不甚理解。但是当读到《晏子春秋》中晏子所说的“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时，让我对“行”产生了强烈共鸣。正如晏子劝说梁丘据：“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人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才能达到“成、至”的境界，这一切都离不开“行”的实践。“道虽迩，行必至”，公公恰如其分地总结让我对“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其中的“道”与“行”也印证了他对教育事业执著与坚守的一生。

公公出生在淮南，当时的家族里有矿山，商铺还有各类产业。他对闲散安逸的纨绔生活毫无兴趣，倒是家里的各种书籍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至今我还记得，他曾津津乐道十岁出头时独自离乡求学，渡河时被暴雨困在船中，用大盐粒煮萝卜充饥的“趣事”。再后来他考入了朝阳大学。怀着对知识的求索，即便是日本人的炮火威胁，即便是辗转奔波于各地食不果腹，他也依然没有放下背上的书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公选择了讲台，一方三尺之地，他一站就是几十年。文革时，他被下放到农村，面对艰苦简陋的各种条件，他不怨天、不尤人，继续坚持教当地的孩子们学习。没有教材，他用自带的书籍自编教材，没有教具，他省吃俭用托人从城里一点点带。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年。文革结束，面对各种条件优厚的选项，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书。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起一直到退休，他所带的班级高考成绩年年在全省名列前茅，培养了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凌晨，公公安详地离开了。当我赶回家中看到公公，他祥和的面容仿佛刚刚入睡。看着风雨中渐行渐远的灵车，回想起点滴往事，这突如其来的离去显得特别不真实。家人经过商议，原本打算遵照公公的想法仅告知一些熟识的亲朋，葬礼一切从简，可是没想到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门前百余米长的小路两边很快被一层层花篮占据。葬礼的当天，宽阔的告别厅显得拥挤、局促，参加悼念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大厅之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这就是对我的公公一生勤恳耕耘的最好诠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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