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传统下的体例创新——评《魏晋南北朝史新编》

蔡小冬

新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如何用新的史学体例来撰写和丰富断代通史研究成为该领域的焦点。不久前，安徽师范大学庄华峰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史新编》（下文简称《新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读者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全景。

在体例编写上，《新编》颇有新意。全书四编分别为 “政治篇”“经济篇”“文化篇”“社会篇”，每一篇纲目结合，既做到通史编纂的面面俱到，又不失内在逻辑的条理清晰。其中，“政治篇”把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治乱兴亡及王朝更替变化进行归纳而独成一篇。 “经济篇”则分十章展开，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徭役制度、货币制度、经济思想等专题。共十一章的“文化篇”是《新编》体例创新的具体体现之一，通常我们将文学、艺术、科技、宗教等归于文化范畴，但《新编》把“政治制度”亦归入“文化篇”，体现了著者从文化层面去理解主要历史现象的学术能力。 “社会篇”的设计则是《新编》编写体例的最大亮点。这主要源于著者坚持史学研究要“眼光向上”与“眼光向下”相结合的原则，打破只研究社会上层政治史的窠臼，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底层民众。著者认为忽略对社会史等领域的史学研究体系是不完善的，这不仅限制了历史学整体研究的发展，也会使历史成为了纯粹精英的历史。提倡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社会的历史，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接地气”。因此，著者用十一章的篇幅对该时期的饮食生活、服饰风俗、丧葬礼俗等进行了细致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鲜活的魏晋南北朝；著者把研究视阈从国家层面移向社会层面，体现了其“国家—社会”的史学分析框架和“面向大众”的学术思想。

在写法上，《新编》也给我们带来启发。回溯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传统，史家著作多体现实证史学的特色；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影响，以分析为基本特征的史学著述成为主流。尽管分析史学的优点显而易见，但若对史籍资料支离破碎地使用，会对历史缺乏整体的系统的领会和把握；同时也会带来“主题先行”“以论带史”等弊端。避免“射覆”式的研究与写作应该是可能的和必须的，这就不仅要求具有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而且要求在编纂方法上尽可能避免空泛性和随意性。因此，通过资料的甄选与分析来还原历史的真实，成了历史学者的追求。著者遵循“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不仅大量引用了古典文献资料，还广泛搜集和参考考古资料以及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资料，在“唤醒”这些资料的同时，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此外，书中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编制的表格也较精准地辅助了相关内容的展示，使得观点得到有力支撑。

著者本着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如在怎样看待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问题上，他认为该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不仅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还为汉民族注入了强劲活力；一批深谙治国兴邦之道的政治家改革，促使社会逐渐趋于安定；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较为活跃；对外交往方面也颇具典型性和启发性；对“独尊儒术”藩篱的挣脱，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放异彩，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促进了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大转折、大融合、大创新的时代，著者提倡应该认真加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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