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史学传统 勇于体例创新

不久前，安徽师范大学庄华峰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史新编》（下文简称《新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分四篇三十八章，计170余万字，为读者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全景，读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编》的体例编写颇有新意，全书分为“政治篇”、“经济篇”、“文化篇”、“社会篇”四编，在每一篇中又纲目结合，既做到通史编纂的面面俱到，又不失于逻辑条理清晰。其中，“政治篇”把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治乱兴亡及王朝更替变化进行归纳而独成一篇，所述内容涵盖了这个阶段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事件。“经济篇”涉及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徭役制度、货币制度等专题。“文化篇”是《新编》体例创新的具体体现之一，比如，通常我们习惯于把文学、艺术、史学、科技、教育、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归于文化范畴，但《新编》把“政治制度”亦归入“文化篇”，体现了著者从文化层面去理解主要历史现象的学术能力，也是颇具学术判断的匠心所在。而“社会篇”的设计则是《新编》编写体例的最大亮点。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和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研究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断代通史著作，但他们都没有对该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叙述，而《新编》专设此篇绝非简单的补充。这主要源于著者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史学研究要“眼光向上”与“眼光向下”相结合，打破以往只研究社会上层政治史的窠臼，把研究对象拓展到重大政治事件以及重要人物之外的底层民众。著者认为忽略对社会史的研究，这不仅限制了历史学整体研究的发展，也会使历史成为了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没有亲和力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是不会有生机和活力的；指出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社会的历史，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接地气”（引言第2页）。因此，著者用较大的篇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生活、服饰风俗、丧葬礼俗、岁时节令、娱乐习俗等进行了细致论述，体现了其“国家—社会”的史学分析框架和学术研究要“面向大众”的学术思想，把研究视阈从国家层面移向社会层面，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而鲜活的魏晋南北朝社会，也使得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就此而言，《新编》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构建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应该成为一种具有通史编纂体例“范式”意义的存在。

在写法问题上，《新编》也让我们感悟出一些别样的启发。近代以来，受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分析为基本特征的史学著述成为我国历史学著述的主流。尽管分析史学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若走向极端，则势必对史籍资料进行支离破碎的使用，空泛、臆断之处在所难免，同时也会带来“主题先行”、“以论带史”之类的弊端，特别是仅根据单一而碎片化的史料 “创造”出来的史学研究成果，则是这一弊端的集中体现，也严重违背了分析史学的初衷。著者认为，历史往往是个谜团，真正的信史是没有的，历史本身也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但大体接近实际，避免“射覆”式的研究与写作，应该是可能的和必需的，这就不仅要求具有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而且要求在编纂方法上尽可能避免空泛性和随意性。（前言第三页）因此，通过资料的甄选与分析来还原历史的真实就成了历史学者矢志不渝的追求。著者坚持了实证史学研究范式，遵循“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不仅大量引用了古典文献资料，还广泛搜集和参考了考古资料以及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资料，在“唤醒”这些资料的同时，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如在论述魏晋南北朝的陵墓时，著者充分挖掘了《汉书》、《建康实录》、《晋书》、《三国志》等史籍资料并进行深度解读，认为“薄葬”之风在曹魏时期甚炽，其先导者首推曹操。书中还征引了《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南京西岗西晋墓》等十多条考古资料和民俗实物资料进行论证，得出了蜀汉、东吴墓葬在形制上和随葬品的种类、形式等方面较多地保留了东汉旧制以及西晋墓葬在形制上承袭孙吴的结论。此外，书中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编制的一些必要的表格也较精准地辅助了相关内容的展示，使得观点得到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蔡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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