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在小说里寻找严歌苓

严歌苓上周日在北京高校对谈张立宪，畅谈小说和影视创作。严歌苓说，自己非常迷恋文字。她觉得“会心”很重要，无论你是多变的文风，还是像孙犁、王安忆那样一直采用“比较统一的一种叙事方式”。接受媒体采访时严歌苓表示，文学是虚构的艺术，想从她的小说里复原严歌苓，怕是要白忙活了。

我在写“我”时会自我审查

当兵和留学的经历并没有让严歌苓的小说人物，跟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多么不可思议的重合度。“像《芳华》这样的作品，你想在作品里看到真正的严歌苓在十七八岁时候的真实东西，你觉得你看到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还是我虚构的东西。我觉得一旦把‘我\’变成小说里的第一人称，我就有一种自我审查的机构开始工作。什么是可以在‘我\’上面，有很多的行为不可以加在‘我\’后面，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相反的，在距离自己较远的作品中，严歌苓表示像《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中反而有自己的影子。

“对任何一个人来讲，他身上肯定有很多没有实现的自己，没有被发掘的自己。这些‘自己\’对小说家来讲，非常幸运的是可以把没有发掘的，或者有一些羞耻于发掘的自我，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有的是他梦寐以求想成为的，有的是他非常不耻于成为的。”严歌苓表示，那些黑暗的、着迷的东西，哪怕罪恶的一闪念，“作为小说家，你在虚构人物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人的行为，变成一个人身上主要的东西，实际上是你身上千百种fantasy里面的一个。”

高级审美都讲清是不对的

“《小姨多鹤》有多重的你讲不出来的意义，这就好。如果我感觉到一个故事有我讲不出来的一些很朦胧的，让我感觉到有躁动，但是不明白，很莫名的一种躁动。假如说一种高级的审美，每一重意义讲得很清楚那肯定不对。”在严歌苓看来，这种符合康德所谓无目的、非功利的纯粹审美，哪怕是非常朦胧的，也非常有价值。“就在《小姨多鹤》创作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意义，我发现日本的形象，我可以写一个印象的，这个家庭有关的故事，但是它的意义我并不是很清楚，后来我总结很多意义，因为我必须在一次次演讲当中去讲。”

严歌苓说，一个故事隔十年写一次，你成长的阅历和你世界观的成熟度可能不一样。所以她觉得，在自己很多部作品里出现的何小曼这个人物，自己写了三次才算写透，“前几次我写的这个人不是太讨厌就是太可爱，都不对，没有把这个人物性格的光谱都写出来。这次《芳华》里的何小曼，她有可爱的地方，有可怜的地方，有可嫌的地方，很多东西我没有审查掉，这就是我现在比过去坦荡，我不认为一个好的人物一定是好人。我觉得何小曼是我的文学人物长廊里不同的人物，把不同的人物放进来，这本书就有价值存在。”

我一直想写“抗拍”小说

“我仍旧认为《雌性的草地》是我写得非常好的一本书。我觉得那个时候正是我最有激情、有才华、有诗意的时候，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写出那样的作品。我现在再写，那一类作品我肯定写不出来。”看过严歌苓影视剧的人比读过她小说的人多，这让严歌苓觉得“悲哀”。因为严歌苓一直希望自己能写出很强的“抗拍性”小说，而她也一直觉得《陆犯焉识》有很强的抗拍性，“首先体量极大，还有它非常敏感，但我必须要写这本书，我不管有没有人出版或者在哪里出版。这本书我一定要写，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不过，对于张艺谋的《归来》，

严歌苓觉得拍得非常出

色。严歌苓一方面追求小

说的抗拍性，另外一方面又

写了很多剧本，“我很难得

去写，都是人家说你写吧，

因为我好说话。我还有一

个小说最具有抗拍性，叫

做《人寰》。”严歌苓觉得，

好的小说应该可视可触，

有色彩有温度甚至可以闻

到，但那是水到渠成而不

是刻意为之。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

户端记者蒋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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