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安徽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合肥工业大学国际事务部部长檀结庆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遏制人才恶性竞争的建议》(下称“《建议》”)。
《建议》提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和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事业成败和国家兴衰。近年来,各种人才计划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充分彰显了各部门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
然而,《建议》认为,目前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人才计划逐渐偏离其既有的正确方向,正在与其良好的初衷擦肩而过、甚至背道而驰,高等教育界尤其如此。
檀结庆指出,在以高层次人才数量为导向的“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基地评估等各种政策红利激励下,很多高校再也耐不住寂寞,纷纷启动实施“揽帽子”工程,进入人才“竞抢”模式,试图以“短平快”方式弯道超越,沿捷径疾步攀上学科高原,为日后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赢得先机。
檀结庆举例,让人眼花缭乱的人才竞价筹码不断涌现:年薪80万、年薪100万、年薪120万、年薪200万等。头顶“千人”、“长江”、“杰青” 、 “青年千人”、“青年长江”、“优青”等光环的“帽子人才”被定义为“国家级人才”,正变得炙手可热,成为各高校竞抢的首选目标。
“帽子人才”已经成为很多高校装点门面的标签。
《建议》提到,按照价值取向,“人才”至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感情+事业”型,他们因感情而执着,因事业而坚守,基本不为高薪诱惑而动心。第二类属于“事业+待遇”型,他们对雇主的忠诚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有干事业的平台,二是能享受不菲的待遇。第三类则纯粹属于“待遇”型,他们以高待遇作为遴选雇主的唯一标准,即使到了新东家,他们也并不那么安分守己,只要有更高的待遇在召唤,他们就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踹掉东家,怀揣刷新自己身价记录的憧憬,乐此不疲地在欲望的风尘中继续着美妙的奥德赛之旅。
强劲的“抢方市场”和欲望东家的存在加剧了第二类和第三类人才的无序流动和恶性争夺。
而出现以上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形形色色的人才“帽子”与资源、待遇、职称、评奖密切挂钩,“帽子”是进阶学术精英阶层的身份证,“帽子”就是生产力;二是“帽子人才”数量俨然已成为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及其学科实力的重要指标,并在高校排名、学科评估、项目申报、经费划拨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所高校要想在各种评估、考核、“双一流”建设以及竞争性资源获取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得去抢挖“帽子人才”;三是评价一个人,往往不是看真才实学,而是看是否有“帽子”以及“帽子”大小,评价一所高校,往往不是看立德树人方面的教育科研成果,而是看有多少“帽子人才”。
檀结庆总结,以“帽”取人的价值观正在误导一些人为“名”而疯,为“利”而狂,他们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而是心浮气躁,求“帽”心切,风风火火地踏上了沽名钓誉的急躁“帽”进之旅。
教育部于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教人厅〔2017〕1号)中有6条明确要求,例如:“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不得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 然而,该《通知》实施一年来的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檀结庆建议,第一,相关部门应从源头上遏制人才的待价而沽、无序流动和恶性竞争现象,建立以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在各种达标考核、学科评估、项目申报与评审、高校排名、经费划拨中,不应再以 “帽子人才”或“帽子人才”数量作为要素评价指标。
第三,杜绝人为炒作而导致人才价格虚高,进而引发高端人才的内部倾轧与无序争夺,造成有限资源的无限内耗,浪费民脂民膏,滋生学术腐败,破坏校园文化生态,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学科设置、重点学科评选评审、科研经费申请、个人职务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等,应与人才称号脱钩,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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