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梅光迪年谱初稿》

梅光迪何许人也？爱读鲁迅杂文的人，或许碰巧读过《估<学衡>》，而稍微留心“学衡”的人，或许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留美归来，在南京东南大学作西洋文学教授，同时创办刊物，为“新文化树一敌手”的人。

如果不读鲁迅而读胡适，而且碰巧读过他的《四十自述》，里面“逼上梁山”一章，就原原本本地交代了“文学革命”的来龙去脉，对于反对“白话入诗”的主要代表梅光迪，也有了更多的介绍，一个坚持己见、勇于争胜、不甘失败的梅光迪似乎触手可及。

如果既不读鲁迅也不读胡适，专对竺可桢、吴宓等人的日记、年谱有兴趣，也不难发现，梅光迪这个人，原来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突出贡献者，一个了不起的正人君子。然而，文学革命的反对派也好，教育家、正人君子也罢，毕竟早已成了“历史语境”中人物，只可能在很小的阅读圈内知名。不妨夸大一点说，梅光迪已成为“现代史上的失踪者”。

客观地说，梅光迪的“失踪”，原本是很自然的事。他虽为催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者之一，却作为反对派、失败者存在；虽对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比他更突出的人，诸如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则比比皆是；虽然是一个有名的教授，但“述而不作”，著述甚少；为人处世堪称君子，但中国何时缺少过这类人物呢。照此说来，失踪就失踪了吧，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事情往往并不只有一个逻辑。当失踪者越行越远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或者几个人乃至一个人），喜欢追踪而去，不见活人，绝不回头。这是一种学术趣味，一种历史担当。这些人当中，眉睫兄肯定算得出色的一个，他从研究家乡作家废名入手，逐步拓展到喻血轮、许君远、石民、沈启无、朱英诞等所谓“废名”圈，又由梅氏宗亲（眉睫本姓梅），进入梅光迪研究，他滚雪球似的，将这种史料学研究不断往前推，先后出版《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废名先生》《许君远文存》《朱英诞文选》等，被多位著名学者教授夸许。

眉睫此书填补了梅光迪研究的重要空白。这是此书的学术地位所在。

近二十年来，梅光迪这个名字，从“失踪者”中慢慢浮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复旦大学段怀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相继写出专门研究文章，对梅光迪研究起到学术引领作用。

毋庸讳言，梅光迪研究的学术氛围并不浓。在有限的研究队伍中，眉睫虽是一个后来者，却是一个有志者、有心人。他的宏愿，就是要把梅光迪，以及和梅光迪相关的文献资料搜罗完备，把他的一生经历搞清楚，从而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在《梅光迪文存》《文学演讲集》出版后，不仅意犹未尽，而且兴趣日浓，趁调到北京工作的便利，借国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又将张其昀、徐震堮记录的梅光迪讲义《文学概论》整理出来，并运用陆续掌握的资料，撰写了《梅光迪年表》。这个将近四万字的《年表》，比段怀清先生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一期上的《梅光迪年谱简编》，实在大大地丰富了。他将这一《年表》和《文学概论》讲义一同收入专著《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东探西寻，不断积累着梅光迪年谱资料。2013年，他将《年表》扩充成《梅光迪年谱初稿》，就是今天所看到的这本红色封面大作。可以说，有了这部年谱初稿，梅光迪研究已迈入有条件进一步展开的阶段了。

此书兼具“年谱”和“文集”特点。这也许是此书最重要的“学术成色”。对于一个“已成历史上人物”（竺可桢在梅光迪追悼会上语）的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性材料，是其著作（包括日记书信），而差不多同等重要的，是其年谱，在研究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梅光迪研究之所以难成气候，一方面固然受制于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缺少一部完整的文集，和贯通一生的年谱，也是重要原因。眉睫兄这部《梅光迪年谱初稿》，恰好兼有“文集”和“年谱”的双重特点。就“文集”角度言，它汇集了常见、不常见以及难于见到的梅光迪各个时期相关资料。为了使其人生丰富、生动，对非其本人创作，但与之关联度高的相关文献，也不惜大段乃至全篇地引用，如父亲来信、致胡适信等。

就年谱而言，最难的是将传主生平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最不易为人所知，却又最容易被人见到。

《梅光迪年谱初稿》，从梅氏宗谱、与胡适的通信、胡适日记、父亲家书、吴宓日记、竺可桢日记、梅光迪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和家人的通信、本人日记以及同时代有关人士的文章、回忆资料等，广泛搜罗扒梳，终于粗线条地梳理出梅光迪由1890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出生，至1945年12月27日下午四时许病逝贵阳的五十六年人生轨迹，可以说大致还原了一个“历史上人物”，勾勒出一个从幼稚小儿到留学精英到教育界名流的个体的成长全过程。

此书结撰艰难，成书不易，留有提升空间。学术著作的学术成色，既要看其理论深度、史实厚度、视野宽度，也要看其学术研究的难度。

编撰梅光迪年谱，困难因素大致有六：其一，梅光迪留下的文献少之又少；其二，家人（同时代人）回顾的材料不多；其三，除了贵阳一个坟墓，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其四，海外时间长、查考极为不便；其五，迪生（梅光迪）成历史上人物的时间已久；其六，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有此六难，可见编撰起来多么不易。再者，学术著作特别是冷门著作出版难，已成通例，不足为怪，此书能在编好四年后出版，已属幸事。

眉睫在出版后记中说：“单论此书，当然有许多自己亦觉不尽人意之处，譬如哈佛材料挖掘得很不够，对《梅光迪先生家书》利用得也不充分，都使本书显得单薄。只能寄希望于日后出版《梅光迪先生年谱长编》再予以补充了。”这是他的谦虚，也是实话。这部年谱初稿的学术地位、学术成色是明摆着的，但也还留有不尽人意处：一、人生脉络大体出来了，但仍留有若干不详乃至空白处，如安徽公学时期、复旦公学时期、留美时期、任教哈佛时期、婚姻、子女等；二，死的文献多，活的话语少，人物尚不能“活起来”；三、尚有若干笔误错漏。这些不尽人意处，客观上说，受制于前述困难；从主观上说，时间过于匆忙，田野调查做得不够，既有文献研究得不够，都是重要原因。我想，作者已有自知之明并有言在先，凭他的心性和能力，一部更加完备的《梅光迪先生年谱长编》，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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