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新农村三户家庭的“永联故事”

【编者按】

小康，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小康之难，难在农民的小康。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80多年前写就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说，没有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

“费孝通悬念”只有在地覆天翻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才真正成为历史，并进而走向更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小康时代。而新的悬念是，小康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什么才是未来的方向？

作为中国农村最早实现小康梦想的领跑者之一，距离费孝通“江村调查”的村庄以北约80公里外的张家港市永联村的生动实践，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清晰的答案。

和过往许多承载中国农民财富“翻身记”的优秀乡村典型不同，永联样本告诉我们的启示在于——

如何走出地缘、血缘及宗族化的乡村熟人社会闭环，用更开放的姿态构建乡村治理新世界？

如何以利益的公平推动人的公平，并在公平的基石之上让社会财富喷涌而出？

如何依靠制度的保障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进化，让农民从乡村的生存者成长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如何帮助农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富有，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培育最丰厚的人文土壤？

澎湃新闻历时一个月的乡村调查采写了来自永联村的一组四篇专题报道，以下为家庭故事篇。

永联样本的启示不仅是乡村的，也是中国的。永联村的探索还在路上，但让我们嗅到了来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

江苏张家港市永联村是全国前三、苏州第一经济强村。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杨亚东 

“永远联合起来，共同进步”——这句朴素的憧憬，是江苏张家港市永联村得名的起源。

如今已是全国前三、苏州第一经济强村的永联，确实是个因“联合”而崛起的村庄。纵观它近5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过3波“移民潮”：

1970年围垦长江堤外700亩芦苇滩建村时，来自沙洲县（现张家港市）南丰、鹿苑、兆丰、大新等地的254户家庭迁徙至此，构成了永联的原住民群体；

1995年起，永联村先后5次并队扩村，村域面积由0.54平方公里扩至10.5平方公里，村民也从800多人增加到1万多人；

2006年后，为给村办企业永钢集团的发展和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永联开门纳贤，定下“每年招300名大学毕业生”的宏大计划，大量精英与外来务工者因此涌入村庄建设的队伍。

作为传统中国的根系，农村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最为沉重的部分。复杂的基层生态结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是横亘在数十万中国乡村小康之路上的一道难题。

然而，在永联“共同进步”的治村理念下，“联合起来”的原住民、近一万并村而来的新村民和六千多到此打拼的新市民彼此兼容、和谐共生、共建共享。这个拥有“全国文明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国家级荣誉的江南名村，已然是十九大报告所描绘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现代化农村的典范。

澎湃新闻从上述三个群体中，各选择了一户典型家庭进行“样本调查”。他们的故事，既是小康之后永联人的生活“缩影”，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永联的乡村治理艺术与智慧。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顾秀琴全家。

原住民：顾秀琴家庭

家庭档案：

顾秀琴，65岁，1970年围垦建村首批村民，曾任村第四生产队、第九生产队队长，全村11个生产队总队长，2006年从村农贸市场管理岗位调任村委拆迁办直至退休；丈夫王良宝，73岁，已退休，原永钢集团职工；二老现居永联小镇80平米老年公寓。

儿子王平，48岁；儿媳许慧华，48岁，两人均为永钢集团员工，现居拆迁后分得的永联小镇140平米大产权房。

四人均为永联村社员。年收入除工资、退休金外，还包括土地流转费、每月菜金补贴、养老补助、家庭文明奖、永钢集团年终分红等，总计近20万元。

孙女王耀楠，24岁，张江港市第三中学教师；孙女婿倪龚炜，25岁，张家港市图书馆职工，夫妻二人现居张家港市区。

顾秀琴和王良宝的一天通常是从逛菜市开始的，不只为买菜，也为一路和相继照面的邻里乡亲寒暄一番。这些天，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村里订的新规：从明年起个人养老补助标准将从每月650元涨至800元。

“我们根本用不了儿子、孙女的钱，村里发的福利就够用了。”曾经历过永联村最穷苦日子的顾秀琴对如今的生活十分满意：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她会和姐妹们去老年活动中心打乒乓球、台球、康乐球，偶尔下盘象棋，若天气不好则三五成群相约在家跳健身操；晚餐后是二老的独处时间，打开电视机，连上无线网络用手机玩游戏、聊微信，丝毫不乏味。

“这样的生活放到30多年前真是想都不敢想。”谈起初到永联的头几年，顾秀琴会习惯性笑着摆摆手，嗓门也似乎亮了些，“我刚到村里的那会儿太穷了，小偷又多，很多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记得永联老书记吴栋材到岗的第一天，临近农场就为他“送”来三个人，原来是人家捉到的小偷，全来自永联。

“可能是那一幕让老吴书记太震撼了，为了吃饱饭，当年底他叫了村里300多个人开挖鱼塘养鱼，后来又陆续办小厂、建轧钢厂，日子才一天天好过起来。”顾秀琴回忆，1995年，根据上级的“先富带后富”要求，永联开始并村。

大家庭里突然新增外来者，如何内外不分家？吴栋材提出了“给每个老村民1万元现金补助，一次性买断老永联贡献”的办法，从此“进了永联门，就是永联人”。

可对这个一碗水端平的做法，顾秀琴和许多村民一样，起初并不十分理解。

“原本老永联人可以享受免缴煤气费、孩子学费等，但并了村，人多了，这部分待遇没有了，还要把大伙辛苦赚出来的集体资产平分给后来者，心里难免抱怨。”顾秀琴说。

面对老村民们的微辞，吴栋材曾挨个解释：“老村民贡献多、牺牲多是事实，但并村不是背上包袱，而是拓展空间，可以互利共赢。若新老村民间因待遇不同产生隔阂，就可能给未来发展留下永远的鸿沟。这个问题拖得时间越长，越难办。”

吴栋材的一番话给当时的顾秀琴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几年，因为永钢集团产能扩张和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永联村启动了多轮拆迁。但怎么拆迁差别就大了，如果按照“拆多少、分多少”的常规作法，富的人家还是富，穷的人家依旧穷。更何况村集体投资的新房建设成本达1400元/平方米以上，远超500元/平方米的出售均价，拆迁面积多的人家又等于多得了货币化集体资产的分配，更不公平。于是村里采取了“拆归拆、分归分，一户一套，老年人住老年房”的政策：拆时按标准估价，一次性补偿到位；分时一张结婚证对应一套房，每套都是140平方米。退休老人每户缴纳2.4万元押金，即可申请入住80平方米的老年公寓。

不管穷与富、拆得多或少，确保家家有住房的更公平的分配政策也并非执行得一帆风顺。在村委负责拆迁工作的几年里，顾秀琴就遇上过几起掀翻桌子、被人拿着锄头追打出来的事儿。

有一次，为说服一户反对拆迁政策的家庭，她从进不了门到被指着鼻子骂出门，再到抱着头躲避追打，一个多月里天天吃闭门羹。还有村民连续几天带着家人到村委办公室吵闹，最后干脆抱着被子躺在一楼大厅里，一睡就是好几天不肯走。

“说得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好在最后人多力量大，发动邻里一起劝，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啊。”用手指着如今所住的老年公寓，顾秀琴和老邻居们都显得格外满足。

“把道理摆在台面上讨论，总好过在村口吵架”

陆卫红（左四）与同事。

新村民：陆卫红家庭

家庭档案：

陆卫红，41岁，2008年9月最后一批从原南丰17大队永丰村并入永联的新村民。做过裁缝、开过文体用品店，2010年应聘成为永联村永合社区居委会园区长，2017年1月转岗社区第二网格网格长，现任苏州市人大代表。

丈夫杨永芳，42岁，永钢集团下属联峰物业消防监控室职工。女儿陆雯君，16岁，张家港暨阳高级中学高一在读。

全家均为永联村社员，现居永联小镇，家庭年收入近8万。

在永联爱心互助街的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见到陆卫红时，她正在帮村民杨正华电话咨询如何到民政局开具其姐姐的户口迁出证明。

从最初的永合社区园区长到现在的社区第二网格网格长，类似这样的咨询解答、沟通协调陆卫红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对于这位2008年才并入永联的新村民而言，参与公共事务7年，在与新老村民的沟通中，从未感受到任何隔阂。用她自己的话说，“没觉得因为外村来的就被另眼相看，大家都是一家人，彼此信任、彼此需要的交融感，使自己每一份为这个大家庭的付出都觉得心里很甜。”

在陆卫红随身携带的包里，有一本发了白的本子，记录着社区400多户居民家庭的手写信息，因为经常翻看，本子的边角已经变毛。今年年初，随着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推进，陆卫红管理的辖区经重新划分后，服务住户数量增至1311户。

“准备换个大本子了，人太多，实在记不下。”想做到对每个居民情况了然于心，陆卫红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每天上门。

早上8点-11点半、下午1点-4点，是她雷打不动出现在40个楼道里巡视的时间，除了采集人口、房屋、计生等基础信息以便录入社会管理信息平台统一存档外，她还在挨家挨户了解服务需求和诉求事项、排查各类矛盾纠纷问题隐患等工作中忙得不亦乐乎。

“这两天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有几户新搬来的打工者在家里开小作坊，休息时间扰了民，我刚上门逐个协调完，准备明后天再去回访。”陆卫红笑称，社区工作事多琐碎，但她喜欢与人交流，既然当了这样的“大管家”，就要事无巨细地为所有人做好服务，尤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老年人群体。

在社区大多数老人眼中，陆卫红已成了他们的“闺女”，大到卖房、小到下水管维修，每到一户她都能对老人家中事务如数家珍。“小陆，快点，进来坐，外面冷。”见到陆卫红上门，老人们总格外热情。

当然，也有陆卫红解决不了的麻烦。“比如，碰到说不通道理的家庭，就可能受点委屈，好在周边邻里都会来帮着劝解，说的人多了，道理自然就明了了。”

除了日常社区问题调解，几次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议事会的参会经历，也让陆卫红感受颇多，“我们村有一万多名社员，总有人会对涉及自己的利益分配有异议，怎么协调？大家坐下来开会一块儿评理。”

讲道理首先得摆依据。

在陆卫红2013年9月17日的工作笔记上，就罗列着数条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苏州市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江苏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每条都是为参加村民王利（化名）诉求的二套房安置问题做的准备功课，提前熟知规定，才不至于在议事会现场一头雾水。”陆卫红告诉澎湃新闻，“其实大多数诉求召开议事会的村民并非无理取闹，只是对规定理解得不够充分。通过集体议事，把道理摆在台面上讨论，总好过俩俩在村口吵架。”

“现在村里大小事都由村民商量着定，涉及涨补贴、拆迁安置、土地征用等问题，还得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每人都有投票权。”

让陆卫红惊喜的是，随着议事制度的不断完善，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慢慢转变，从“想说话”到“会说话”、从“看热闹”到“听门道”。每次新规出台前征求意见时，她都会被人拉着一遍遍讨论政策的可行性。

“谁说村里的大妈只会围在路边为家长里短嚼舌头？在我们永联，大家谈论的是时事政治，关心的是年终结算、社员确权、楼栋文明公约制定等之类的公共话题。”陆卫红说，这让她倍感骄傲。

“虽然不是“村民”，但在永联生活就像在家一样”

李金梁与妻女。

新市民：李金梁家庭

家庭档案：

李金梁，36岁，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人，2005年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法学本科毕业后，进入永钢集团工作。先后在基建、招标、法务、审计等多岗位轮岗锻炼，现就职集团企管部标准化管理科。

妻子俞苏燕，32岁，安徽池州人，2009年从安徽工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到永联工作，现为社会组织惠民服务中心社工。

两人通过永钢集团联谊会相识，2012年底结婚，2014年3月女儿李惠萱出生，现就读永联幼儿园小班。

一家三口户籍挂靠南丰镇集体户口，尚未购房，暂居专为双职工提供的月租300元廉租房内。

早上7点，闹钟响过3秒，俞苏燕快步走回屋内，叫醒睡梦中的丈夫和女儿，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准备早餐。7点30分，离家，开车将女儿送至幼儿园后，夫妻俩分别奔赴永钢集团和惠民服务中心开始一天的工作，直至下午5时许，再次出现在幼儿园门口，从为照顾双职工工作而设置的“放心托管班”里，接回女儿。

“妈妈，我今天又帮同学收玩具了，老师说我乖。”一路上，女儿兴奋地讲述着自己在学校的表现。

“奶奶好！”到家，上楼，一路飞跑的女儿笑着和楼道里擦身而过的邻居们打着招呼。

“回来啦，真乖”“慢点走”，见到小可爱，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下次你爸妈忙，再来奶奶家吃饭。”

这是李金梁和俞苏燕在永联定居多年里，每一天的“缩影”。

11年前，对于当时25岁的李金梁来说，各地乡村大抵与老家连云港市灌南县的农村并没什么区别。因此，大四毕业那年，面对三份工作机会，他曾思考过：是留在城市但进入尚不成规模的小公司，还是冒险一把，选择当时岗位与专业并不对口且在农村的永钢集团。

抱着进入更大、更正规平台锻炼打磨的憧憬，2006年初李金梁第一次踏入了永联村。

“当时就惊呆了，原来农村也有如此超前的现代化规划，一幢幢正在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呼之欲出，不再受制于土地的村民有的在企业打工、有的自主创业，充满朝气的氛围、宜居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甚至超过了部分城市，给人一种踏实感和归属感。”李金梁回忆。

更意外的是，初到永联后的生活并没有因进入乡村而变得单调。白天，他会骑着科长的自行车，在工地老师傅的指导下，学习勘查施工现场；晚上空闲时间，则约上几个年轻人到宿舍对面的休闲楼看书、健身、免费唱KTV，或乘坐公司隔日一次的夜间班车到市区看电影、购物。

“来前曾担心的无聊、枯燥、被排挤，竟完全没有发生。”李金梁说，原以为乡村的封闭和排外会使外来者被边缘化，从事的也是脏、乱、累的工作，却没想到一来就感受到平等的待遇，“这样的包容开放是许多城市都不做到的”。

最让他惊喜的是，自己竟会通过公司组织的联谊会收获爱情。

李金梁依稀记得那是2010年4月底一个周末的上午，俞苏燕身穿一件红色小西装站在70多人中间格外醒目。借着自己是活动策划人和主持人的小便利，回家后，李金梁拨通了手中名单上俞苏燕的电话号码。

“那天是我大学毕业到永钢实习的第二个月，去参加联谊会也是办公室老员工和领导们怂恿的。”回忆起恋爱伊始的时光，开朗的俞苏燕笑得羞涩而甜蜜。

因祖籍在江苏，俞苏燕的父亲在给她和弟弟取名时，都用了一个“苏”字，希望姐弟俩长大后能回到江苏生活。

2012年底，交往两年后，俞苏燕和李金梁将家安在了永联。因夫妻俩是双职工，按照村里的福利规定，二人婚后从员工宿舍搬到了永联小镇的廉租房，与村民同住。

“说实话，开始有过担心，会不会因为语言不通、生活方式不同而不适应。可没想到村民们格外热情，知道我们是外地来的，逢年过节会将自家做的月饼、粽子、饺子等送来。孩子没人带时，也会帮忙搭把手照看，感觉特别温暖。”俞苏燕说，几年来从没遇到过一起邻里纠纷。

爱心的付出总是双向的。

去年因机缘巧合，俞苏燕从外贸岗位转行，加入惠民服务中心做起了社工，目前手头上正在进行的项目就是为社区老人提供免费“管家式”服务：买菜、送饭、咨询、报修等，凡是老人力不能及的，志愿者们都会上门解决。

“虽然我们不是“村民”，但在永联生活就像在家一样，这里开放、兼容的环境和透明公开、成熟完善的人事、待遇、晋升体系，让人住得舒服、满足，干得有盼头、有回报。”这几年，李金梁将老家的父母接到了永联；俞苏燕远在浙江温州的表哥，也被永联的发展吸引，毅然辞职加入永钢，一干就是5年，明年起准备将全家迁来居住。

“毕业十多年，同学聚会时也有人问过我，在农村怎么待得住，就没想过去大城市发展吗？”李金梁说，可在他看来，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份收入，更要看生活上的获得感，永联人性化的管理、温馨宜居的环境、平等透明的竞争机会，都是“跳槽成本”，这是别处仅靠涨工资换不来的。

“就不担心女儿将来的教育条件不如意？”

夫妻俩相视一笑。

“永联小学的老师都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学校硬件又一应俱全，城里有的这里都有。”李金梁笃定地回答，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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