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振田
近年来,女儿闫红先后出版发行了《误读红楼》、《诗经往事》、《她们谋生与谋爱》等十多本书,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她出版发行了文集。红学家王蒙还为《误读红楼》写了书评:《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对这本书作了较高评价。最近,《环球人物》杂志以《闫红,质疑流芳百世的爱》为题,对她近年来的创作成绩作了突出报道。她还先后在腾讯《大家》栏目、《京华时报》、《新安晚报》、《读者》等媒体撰稿或开设专栏,并应邀到多所大学和电视台作专题讲座。看到女儿取得的成绩,我自然十分高兴,庆幸自己没能耐,没有挡住她前进的路。同时,更让我感谢的是人事制度的改革,让女儿找到了用武之地。
闫红小时候就酷爱文学,上小学的时候,就书不离手;上初中时,在《少年写作报》、《阜阳日报》上发表诗歌、散文;上高二那年,参加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赛中获三等奖,那篇纪念文章《隔着历史的述说》发表在《语文报》的头版头条。1996年至1997年她在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期间,在《散文》、《随笔》、《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
1998年她从复旦大学作家班结业后回到家乡,我本以为凭她的写作才能和我的“面子”,在本市新闻单位或文化单位找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没想到,找到一个个熟人,都处处碰壁。尤其是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他曾对闫红的文章赞赏有加。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评价另一位作家的散文集说:“别看这本书这么厚,没有一篇的水平赶得上闫红的文章。”可是当我带着闫红找到他时,他却冷若冰霜,连一句宽慰我们的话都不说。我说:“过去你不是夸奖闫红的文章写得好吗?”他说:“我手下的人哪个不会写?”闫红恳求说:“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想进来的大学本科生就有几十个,你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我怎么能让你进呢?”
我本来对这位朋友满怀希望,却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闫红流着泪从那位朋友家里出来,回到家里,我安慰她说“天生你才必有用,不要灰心,耐心等着吧,机会总会有的,我对你的前途充满信心。”尽管我对女儿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很发愁的:没有那一纸大学文凭,上哪给她找工作呢?没有工作,今后婚姻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
两年之后,有一天,闫红到合肥玩,遇到合肥一家报社招聘编辑记者,他们的招聘条件是,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新闻工作三年以上,这两条闫红一条也不具备。当时,她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别的证件。她去报名时,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一位女士问招聘的负责人:“吴老师,你看能给她报名吗?”那位负责人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闫红当时没有转身走开,而是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作了自我介绍,那位总编没有表情,但是听完后,对她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报过名,笔试、面试,结束之后,她没抱任何希望地回来了。可是到家的第二天,居然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要她后天到报社报到。她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编发了大量的好稿件,年年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编辑”,连续十多年年年获得读者评出的“百花奖”。
闫红上初中时,就对古典文学特别喜爱,读了不少古典名著,尤其是《红楼梦》。编辑工作之余,她把读《红楼梦》的感想写成文章,发表在“天涯社区”网上,没想到好评如潮,跟帖无数,成了全国知名的网络写手。多家出版社找上门来,要为她出版发行,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误读红楼》出版发行后,她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她几乎一年出一本书,一版再版,实现了多年的作家梦。
每当闫红的新书出版,喜读之后,我就想,幸亏当爸的没有能耐。要是当年靠我的“面子”或“本事”,把她留在本地,到一家新闻单位或文化单位当一名临时工(因为当时在本地找工作对学历要求很严,不是大学本科生,只能当临时工),拿临时工工资,逢年过节还要给单位头头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在漫长的等待中,女儿的进取精神和才华会不会在等待的过程中消失呢?
我想,更重要的是女儿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如果没有人事制度的改革,像她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连找一份工作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到省级新闻单位工作,报社也不可能给她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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