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戴手表

而今手表早已不是稀罕物件，可在四十年前物资匮乏、普遍贫困的年代里，能拥有一块手表，在大多数人眼里可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

对我而言，在四十年前戴上手表，戴上的那一刻的场景永生不忘！

一九七七年秋，即我下放安徽利新农场的第二年，连队因我较瘦弱照顾我，安排我放农场里老鹅老鸭。每天早上驱赶数百只鹅鸭去距连队约十来里的黄湖大坝放养。较之下田干农活而言，这已算是轻活了。活虽不累，可也有烦恼，那就是因为没有手表，不知具体时间。先前班长有手表，收工时间很清楚，但我如今独自一人远离连队放鹅鸭，在黄湖大坝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偶尔碰到的过往者也是当地渔民，故而无法询问时间。晚上收工倒好办，见天擦黑便往回赶鹅鸭，麻烦的是中午吃饭问题。我们知青都是吃食堂的，食堂供应时间在中午11时半至12时半之间，由于掌握不到时间，每天几乎凭感觉折回连队食堂打饭。往往要么来早了，要么错过打饭时间空肚而归，当时我多渴望能有一块手表。那时我们连队几百号知青，戴手表的极少，我想戴手表并非为了赶时尚与别人攀比，实因切实需要啊！迫于无奈遂给城里的父母亲写信，诉说因没有手表而带来的烦恼，望能给我买一块手表来。

10月初母亲来信，告诉我已在厂里邀了一个“会”（所谓“会”系当时在厂里发行的融资方式，通常约12人在一起，发薪时每人抽出10元钱给其中一人，这人便可一次性融资一百多元，待下月发薪时以同样的方式集中给另一人，依此类推直至每个人都轮上一回乃止），给我买了一块北京“双环”手表。叮嘱我要谨慎保管好，因这块手表不仅花费120元，还托了人才搞到了一张购表票券（那时手表也是计划商品，需凭票证的）。信中还告诉我下月初好友郭根生要上我这儿探望我，便托他将手表顺带给我。接信后我心潮澎湃又喜又忧，高兴的是我很快便将拥有一块梦寐以求的手表了，忧郁的是父母和小妹一家三口仅靠微薄工资度日，原本生活就清苦，现在又额外地需每月偿还10元钱的外债，家中生活肯定更加艰难！一想到这浑身不安，深感罪孽深重！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好友郭根生千里迢迢坐大轮来我农场驻地，他说手表搁在他身上好像绑着炸弹，一路特别紧张害怕，生怕丢失或被人偷了。手捧崭新的手表，特别兴奋，迫不及待戴在手腕上，那铮亮沉甸甸的感觉，似乎全身顷刻间抖擞多了，这种近似疯狂的感觉在今天看来似乎荒唐可笑，可在当年能戴一块手表的欣喜丝毫不逊如今开名车、佩珠宝名钻，今天似乎就算戴上块劳力士也找不回当年那种无法形容的感觉了。

从此，这块手表一直与我形影不离，伴随我度过农场生涯、工厂岁月。直至如今家珍般收藏在橱柜里，虽说十年前已损坏且陈旧不堪，论价值已不值分文，可我每每把玩抚摸之，就如第一次戴上时一样，感叹这世上有些东西的珍贵程度并不在其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它所弥漫的时光印迹。老物虽老，可与我的情缘岂是能一言以蔽之？

赵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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