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讲了四年鲁迅

◎人物：书同

◎年龄：54岁

◎教书时间：1986-1993年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

◎现职业：公务员

◎讲述：书同

因为读的是师范大学，当然要当老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那么多大学，为何偏偏读了师范大学？这就一言难尽了。

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第六次高考，我们县中一共有八个毕业班参加考试，我有幸取得文科第一名，刚好达上重点大学分数线。那时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虽然从课堂上学了一点地理历史政治知识，但对于国家、民族、世界等等，了解并不多，尤其对于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几乎一片模糊。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他曾借了几本鲁迅的小册子给我读，使我脑子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北方”概念，因此在当时的日记里，我曾反复地写下几句话：我要去北方！我一定要读一个北方的文科大学！可是在填写志愿时，我的“北方”，悄悄变成了“远方”，只要距我家乡稍远的地方，都成了我的志愿目标。根据我的分数，我填写了几所自认为靠北方的院校，但第一志愿好像填报的是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因为“苏州”、“铁道”都容易让人产生“远方”的感觉，至于“师范”以及读了师范后要当老师，这些基本没有什么深层思考。当我把志愿表交给班主任的时候，他认真地看了看，然后说：“服从录取志愿你要填，确保能被录取。”不知为什么，我那时对于“服从录取”似乎有些抵触，好像害怕不能按自己的志愿录取。但想到已经参加过上年高考而没有被录取，便在“服从志愿”栏补写了“服从”二字。然后我就被参加提前批录取的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这就是我入职教师这一行的偶然和必然。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宣州教育学院，属于“一次分配”，即直接由安徽师范大学派遣报到，而不经由当地教育部门再分配。对于到宣州教育学院任教，我并不很满意，因为照我那时“一心向远方”的心态，回到家乡，即意味着放弃了“远方”。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不仅不那么刻意追求“远方”，而且极能安于现状，并且把全部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以致许多人说我最适合当老师。

我从教前后七年，除去备课两年，抽调至地区“农科教”一年，实际上课仅四年，且每周只上两次课（每次讲课九十分钟）。我用这四年时间，将中国现代文学粗粗地过了两遍，着重讲鲁迅。如果说几年教学生涯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或影响，那就是讲鲁迅。我记得讲鲁迅生平特别是他的婚姻爱情时，仿佛特别能感同身受，对于他“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和开阔的地方去”的殉道者姿态，以及“女人，我也是爱的”的表白，不仅我讲得投入，学生们特别是女生，也听得入神。某天，一位女生在交给我的作业本里夹了张字条，写道：老师，你为什么总剃平头？是学鲁迅吗？我无以为答。但也许是的吧。还有一个同学，毕业后来看我，晚上和我同居一室。聊到深夜时，竟然痛哭起来，用哀怨的语气说：“都是你那时教育我们不要从政，不要当官。现在倒好，别人拼命往上爬，都捞到一官半职，我却什么也不是。”是啊，我曾引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的日记，对于他身在官场却又蔑视乃至超越官场的举动，屡屡表示敬佩，至于一气之下毅然挂冠而去，则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许，正是我对鲁迅的反复征引和赞赏，无形中对学生们发生了严重的影响吧。

我爱教书，尤其喜爱与学生互动的人生状态。但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教育的叛徒”，离开学校而到当地的报社工作了。那时，报纸要增期、扩版，急需人手。因为平时和报社几个人常打交道，就被推荐给报社领导，不意很快就完成了调动手续。倒是一开始学院的院长坚决不同意，差点误了这“好事”。

一别教育二十多年，在多个岗位辗转腾挪，偶然回首，还是觉得当教师比较单纯、自由，可以较好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人会活得相对纯粹些。从大道理上说，当个教师，特别是当个优秀的教师，对国家、对人民，可以实实在在地做点事，从而实现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但我现在已没有资格来说这些大道理，因为我已经做了“教育的叛徒”。

每个人都应有一个最佳的人生状态。就我而言，我始终认为自己最适合当老师，尤其是当大学老师。寒来暑往，一批又一批地迎来送往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自己也永远不会老。但这，也许只是个梦了。我将携梦而行，在精神上始终对教师报以崇敬之心。如果教育改革再深一步，像民国大学那样不以学历论英雄，我也十分愿意做个大学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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