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说《边缘人偶记》：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史及国际史

民国学者年轻时就写个人回忆录的很多。安徽人胡适之刚到四十就写《四十自述》就是一个著名例子。当然胡适有资格写。他不到30岁就暴得大名。况且还有个裹小脚的老婆，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清誉。另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就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女人亦随之。” 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平庸如我者到四十岁时事业上才刚刚起步。我岂敢动心写什么回忆录呀！目前虽已过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但我根本没有知天命的本钱和自信，有的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感叹和对人生与世界仍是充满疑惑和无解。

有趣的是第一次对我个人生平感兴趣的是美国一位著名出版经纪人。2008-2009年我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研究员时，该院安排两位出版经纪人跟当年的部分研究员座谈。其中一位对我的个人及学术经历似乎特别好奇。专门到我的研究室聊了聊。在聊天时他直接劝我用英文写一本回忆录，甚至帮我策划如何布局谋篇，并让我尽快交给他一份10页纸的写作提纲，他会帮我找一个有影响的出版社。我后来把这一故事告诉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负责出版项目同时也是那次座谈会策划者的女士，她十分惊叹。称此位经纪人在业内十分出名，很少主动约请作者，而且任何书稿一经他手，成功机率很高。她的口气似乎是如果此位经纪人对我的书稿感兴趣，我无疑有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之可能。但愚钝如我者，当时并不觉得有写回忆录的资格，而且我当时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必须尽快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不敢丝毫分心。那10页纸的提纲很快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这位老兄一定纳闷，哪来的混小子，如此不识抬举。

然而在2008年当老朋友王希和姚平邀请我为他们主编的留美历史学人回忆录撰稿时，我就不敢推辞了，只好应命，稀里糊涂的交了一篇“浮生三记”。这本同仁回忆录在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似乎受到较大关注。我的安徽老乡吴浩先生与我本素不相识，但他读了我的“浮生三记”后，告诉我当时由他任社长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非常有兴趣出版我在“浮生三记”基础上扩充的学术回忆录，并用中英文对照出版。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垂青我当然受宠若惊，但我当时刚到香港大学任职不久，各种责任很多，无暇它顾。吴先生极其有本领对付我这种惰性十足的人，他很快采取迂回战略，命我为他主编的《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版写不定期专栏，名为“浮生杂记”。对此我无法不从命了。但写了几篇后，又虎头蛇尾，因笔惰不了了之。现在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更新，看来此专栏有无疾而终的可能。

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

本来这一连串如同天上掉馅饼般的回忆录之议在我的拖字诀下好像就此烟消云散了，但不久后台湾的吴翎君教授对我的口述史感兴趣，承其抬举并花费宝贵时间对我进行采访，并不辞辛劳将我难懂的安徽口音的录音整理成近 5-6万字的文字稿。但我劣习难改，收到文字稿后，觉得我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应不发表为好，很快又将其置之脑后了。2016年秋香港大学让我休学术假，我立即躲到哈佛大学埋头读书和写作。可能长期用功过度，在2016底连续几天头晕的厉害，天旋地转。我一向身体还好，从无头晕的毛病，加上那几天波士顿突然下大雪，寒气逼人，一时悲从中来，感觉自己也许要一命呜呼了（后来大夫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点不用担心）。因无法写作，只好乘机整理我电脑里已经乱得无以复加的文档，这样发现了那篇长时间埋在电脑深处的口述史资料。一时兴起，就读了起来。可能因为当时的苍凉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觉得也许我应该交代自己人生中的雪泥鸿爪了，否则对不起这些对我一直厚爱并垂青的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很陌生，偶尔也会问一些我过去的事情，但我总是语焉不详。如果我不把这一段故事迟早写出来，将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成长史及环境。之所以选择用中文写，一是偷懒，因为已经有中文的口述史资料以及一些现存文字。二是觉得英文读者即使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更多的成分还是猎奇而已，而中文读者的知音会多一些，容易产生共鸣。的确，在初稿完成后，我曾请一些华文圈老朋友批评指正,他们均提到强烈的共鸣感和新鲜感。例如，大学同学晏绍祥兄在读后，情不自禁地给我正式写了一封信。他说，“这篇自传仅有部分是自传，更多地是自己的学术经历和读书心得，读来很有收获，包括对费正清、霍布斯鲍姆、入江昭等人的介绍，以前只是偶尔听人提起，从无系统了解。老兄跟他们大多有交集，提供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第一手材料，于认识这些学问大家，多了一条渠道。关于自己治学和教书的心得，也非常有启发。我过去只是知道美国的教授们教学认真，但认真到什么程度，到底有哪些具体做法，实际了解很少。这本回忆录，可是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有些做法，我觉得可以直接像你跟老马学习一样，剽窃过来应用。有关童年和大学的回忆，我非常有同感，应该说特有共鸣。我家估计也是几代没有出过进学堂的人，而且小时根本没有读书机会。童年给我的感受，像你一样，一个是没书读，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另一个就是穷和饿，总是在到处找吃的，连上学途中遇狼，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我直接从狼的身前走了过去，估计那天它吃饱了，才没有对我这骨瘦如柴的小孩下手（那时初二，13岁，个子可能也就150厘米，远低于站立起来的狼）。可惜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反倒认为那时社会风气正，希望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老兄这段回忆，对于希望回到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警醒。”“对于边缘人的概念，我也很是赞同。”这些评论对我无疑是很好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本小书即使涉及到个人生活环境部分可能也是我们许多同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从而让我有信心将这本本来自娱自乐的拙稿拿出来出版。就这样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之下，一时兴起和一发不可收，结果就成了您手中的这本小书，《边缘人偶记》。之所以用此一个很俗气的书名，实际上我是想表达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意境罢了。

《上学记》、《读史阅世六十年》

我之所以能够写作并完成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前辈榜样的驱使。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感触甚深的学者，我多年来一直以中英文写作，以教育中外读者为己任，一心追求林语堂当年的“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之境界。我也一直对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及黄仁宇的《黄河青山》等回忆著作，情有独钟，高山仰止，我虽不见得达到他们的水平和境界，但心向往之。这些书让我一读三叹，再读还是感叹不已，深为老一代学者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坎坷人生、及乐观好学精神所感动。何兆武先生一部“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谈自己，但更多的是谈别人，何先生娓娓道来，读者如坐春风。可惜何先生的“记”到1949年便嘎然而止，更使人意犹未尽，唏嘘不已。本书当然不敢媲美上述先生们的回忆录，但自信我的人生偶记可以写出不同时代一个国际公民和永远的边缘人的另一种人生风景。钱钟书先生有一本我十分爱读的小书，叫《写在人生的边上》。我这本小书可谓写在前辈和时代的后边，读者诸君权当其为“见贤思齐”的东施效颦吧。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写作这本小书的初衷还有“求为可知”。但真的动笔后，时时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胡适之先生自称他写四十自述的动机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作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何炳棣明言其写《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宗旨就是要为未来学术史和教育史研究之用。李欧梵戏言其写回忆录的一个动机就是连哈佛学生的中国妈妈都能写关于哈佛的书，他这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就这样我们终于可以读到他的《我的哈佛岁月》了。和这些人相比，我没有他们的自信、光环和自负，更没有“读史阅世”的底气和“给史家做材料”的豪情，有的只是启功先生所说的“浮光掠影看平生”的心动罢了。另外小人物写回忆录，不免有把芝麻当西瓜之嫌，许多事自己敝帚自珍，别人也许嗤之以鼻。作为职业历史学者写回忆录，还有更多一层的挑战。职业训练要求我们文字不写半句空，要言必有据。但人的记忆是极其不可靠的。如何拿捏资料的准确性，在我写这本小书时，也经常让我左右为难和进退失据。所以我要一开始就正告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是姑妄言之，您姑妄听之吧。孟子两千多年前就断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与‘武成\’，取尔二三策而已焉。”孟夫子的这一大棒绝对能打到这本书的。

好在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通过本人的个人经历来揭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并以我从出生贫寒的安徽农家子弟到哈佛大学博士、长达20余年的境外教书育人和成为国际史学者的轨迹，以及通过我的一双饿眼对世界和中国的观察，来展示中国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程。换言之，这是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史及国际史。本人意欲以个人的经历、阅历、人生感悟为经，揭示我周围世界之纬。经天纬地，用个性化的笔触，展示一位受中西文化深层熏陶下的国际学人的文化人生、炎凉世态、及在浮华世界下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心无旁骛的平静书斋生活，以及甘于寂寞的边缘人心态。尽量做到文字风格为平凡、感性，手写我心。不做作，不雕饰。如果此书能够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及人生风景线，如果读者通过这本小书，能激起奋发向上的意志，读出异样的中国与世界，并有所启迪，则吾愿足焉！

（本文系《边缘人偶记》一书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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