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海散文及其印象 金国泉

一直很喜欢杨四海的散文。

有位朋友告诉我说，喜欢就是需要，比如一桌子饭菜，你伸手夹的是肥肉，那证明你身体正需要肥肉，你伸手夹的是瘦肉，那证明你身体正需要瘦肉，你伸手夹的是鸡鸭鱼肉，那证明你身体正需要那些个东西。需要的东西吃起来才津津有味。读杨四海的散文，让我感到，冥冥之中，我正需要读这样的散文。

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缺什么才需要补充什么。有人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有道理，但最终结果，还是转着弯地把痛的头医好了，把痛的脚医好了。根据这个观点，证明我或者我们日常阅读到的散文，并不是，或者说很少是杨四海创作的这种类型或者这个型号的散文。

依此也就证明杨四海的散文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是有着某种意义上的明显区别。

我一直认为散文比任何文体都庞杂，简直就是一盘大杂烩。除了诗歌、小说，其他文学的东西都可称为散文（报告文学无疑是个例外），都可以往这个盘子里面放。至于到底是洋葱还是大蒜，只有品尝了才能知道。在散文这个大家族中，什么是真正的散文，或者说什么是我或者我们需要的散文？

我所认识、我所喜欢或者说我的散文观，或者直接说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应该是受到了我诗歌的影响，是我的诗观延伸，它一直影响到了我的散文创作领域。也就是我在《安徽文学》一篇谈散文创作文中谈到的：散文是对当下正在发生或过去发生当下突然因某种情绪、某个情景拔动了琴弦一般地不得不让作者产生的一种思考，获得的一种生活感受，从而折射出的一种生活体验和观照，甚至是对生存或存在的独一无二的自我认知。

杨四海的许多散文写的就是一种体验与观照。

在我看来，杨四海的散文与众不同之处有两点。其一，有叙事性，但不是叙事，而是叙述。叙事与叙述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叙事往往通过叙述来完成。叙述虽然包含着叙事，但它只存在叙事性，而不是叙事。它不必也不可能忠实于原事件。严格地说，它努力要求剔除事件的某些构件，从而让事件的某些构件成为自己的叙述所需要的构件。当然叙事作品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因为它始终有叙事主体的在场，已经打上了作者或者说话之人的烙印，是作者或者说话之人通过自己的大脑过滤后的产物，虚中带实，甚至是“伪”实事。就像阳光，它总是不仅仅只有光的进入，伴随着光的进入的不可避免的带有温度。让万物生长、拔节、郁郁葱葱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温度。当然这个“光”的多少应该由作者或者说话之人自已来拿捏。拿捏的好坏直接决定万物生长的状况亦即作品的质量。如《蚕豆花开》。杨四海抓住了关键意象：蚕豆花。文章围绕蚕豆花展开叙述。通过蚕豆花引申出另一意象：蝴蝶。

蚕豆花，开在一年又一年的春末夏初的日子里。但我不知道1942年的蚕豆花，是以什么样的姿态飞翔在你的眼前。多少年以后，我也曾在你和我共同的家乡安庆，看见这种形状酷似蝴蝶的花朵，纷飞在稼穑人家房前屋后的坡地上，它们有着淡淡的清香，作为一种民间疗病偏方，被贫困而无钱买药的女人们摘下、晒干，然后用沸腾的水冲开，端到桌上，稍等片刻，待那碗汤水凉了，一饮而下。

杨四海走的这条“民间疗病偏方”之路让我们读者的思路一下子清新起来，顿悟开去。

我并不反对在散文中叙事，记录事件。如果那样理解就是一种误解、误读了。我只是想它不应该是故事，不应该是说明文，不应该是科普读物，不应该是……散文应该有它自己的叙事方式。米什沃说过，诗歌是对遗忘的反抗。这同样适合我对散文的理解。反抗遗忘就是要对已遗忘的事件进行追忆，甚至是追问，它绝不能满足于记事－叙事，它也无法满足──因为它已被遗忘。它对这个已遗忘的事件应该既延续又断裂，“似实而非”般多向度切入，多角度铺陈，甚至颠覆事件，重新生长出它的枝节、枝叶，从而从这已遗忘的人物、事件、场景中挖掘出意味，挖掘出哲学的思考。

杨四海的散文也有故事，但那只是一些准故事，或者说故事的碎片，准确地说是他杨四海将这些故事亲手敲碎，实行碎片化处理，这些敲碎的故事碎片杨四海又追忆似的将它们拾起来。当然这时的拾起来是有选择的，“挑肥捡瘦”。在我看来，杨四海拾起来的每一个碎片都是闪闪发光。杨四海拾起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放下并清理那些对文本没有任何作用的类似于淤泥一样阻塞河道的东西，让文脉在读者面前清新地流淌。

杨四海散文并不是没有叙事。但即便是叙事的，也是在通过叙述来完成，它是以叙述的方式来装饰叙事，完成叙事所要完成的一切，以便与传统的叙事作品区别开来，从而“开展工作”。

杨四海散文的另一特点就是善于捕捉并“把盏”意象。在散文《车窗外的景物有时候越来越远》，杨四海捕捉并成功“把盏”的意象就是“玻璃”。

我只是在想，玻璃真是个好东西，它在隔断车上和车下的事情时，又将车窗外的景物带到人们眼前。列车逶迤前行，人虽在列车上，但因为一片片玻璃的存在，人们目光总是与窗外不断出现的景物相遇。

如此“相遇”只在瞬间。窗外的景物由远而近——即使越来越近，从模糊到清晰，但跑到我眼前时，只是那瞬息的一现，便过去了。

在我看来，也只需要这一瞬息就够了，就足以让读者顺着杨四海提供的文本思路走下去。

在散文《呼救》中，杨四海捕捉到的是“呼喊”。

这样的呼喊声，经常发生在水面上，是意识到死亡在逼近，它充满恐惧和绝望，而且凄厉至极，伴随着拍打水面溅起的浪花，被剧烈晃动的水光照亮，是某个生命坠落于水底之前，挣扎着想要返回人世的期盼。在大海、在河流、在湖泊、在水库、在水塘，那是溺水者拼尽一生气力，向他认识或并不相识的那些人，喊出的最后一个请求。

捕捉意象，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就是“抑制”与“释放”。努力“抑制”那些最基本的“感受”，以便不让那些“最基本的感受”遮掩作者也遮掩读者的“感受”，从而“不让它突出于首位，保证思想是第一位的”（沈天鸿语）并因此“释放”出我们读者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前文所述，“折射出一种生活体验和观照，甚至是对生存或存在的独一无二的自我认知。”

“抑制”也是一种“节制”，也是一种“抵制”，它不仅带来思辨，而且带来美的想像与愉悦。想像与愉悦在抑制中产生，在抑制中“抽丝剥茧”，从而达到海德格尔在其《哲学论稿》中所说的那样，“使得这个未知的使命让我们获得孤独状态中的意志，因而强制此在之持存达乎对自行遮蔽者的最高抑制。”

“抑制”本身也是一种“释放”。杨四海的散文《呼救》“抑制”了多少东西，只有杨四海本人清楚。但它“释放”出了“呼喊”，让我们通过“呼喊”来了解《呼救》，从而了解世界，实现美的愉悦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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