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康地域文化的基因图谱 ——兼论安康地域文化的特征（下）

五、移民文化

人是文化的载体。在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文化的传播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自身的迁徙和流动。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文化圈的每一次扩大，几乎都与移民有关。安康地处几大行政区划的交叉和边缘地带，加之土旷人稀,这为各地移民自由占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故山川之险、蜀道之难并不能阻挡移民的涌入。

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关中，居住在今华县的郑国人逃往河南，部分则南迁来到汉中盆地建南郑邑。这是史书中关于向陕南移民的最早记录。秦灭楚的过程中，陕南人口骤减，于是关中流民大量迁徙于陕南，《华阳国志·蜀志》中就有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到四川及陕南定居的记载。鸿门宴后，被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部众约十五六万人往南郑就国。汉初，关中等地流民持续流徙陕南。公元前202年，关中受灾，曾输送数万关中饥民到蜀、汉就食，使陕南人口又有了较大增长。三国时，为避战乱，关中及甘陇一带流民涌入陕南。魏晋南北朝时，有中原及巴蜀流民迁徙于汉水流域。南宋初年，张浚为川陕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自关中撤退的军队也多入蜀汉；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率部自中原南归，北方人民“从而南者如市”，部分被安置在汉水流域六郡；乾道三年（1167年），虞允文将二万归正民众安置于秦岭以南地区。

元代战乱频仍，民众流离。明清时期，陕南又涌入了上百万的移民，使陕南山区的开发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明初，为了抚治战乱,恢复生产,朱元璋采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人力之不足。湖广、 山西及江浙一带的农民被大批迁徙到河北、 安徽、 河南、 陕西、 四川等荒芜之地。江南苏、 松、 杭、 嘉、 湖一带的富民也被强迫迁徙贫瘠之地，其中有些富民以逃荒为名,辗转来到川陕鄂交界地区。为了加强对秦巴山区的管理, 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 明政府在秦巴山区实行“禁山”,对流民“禁不许入”。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宪宗解除“山禁”,通过采取清理户籍、调整行政区划等措施安置流民，于三省边界地区新置白河、山阳、 竹溪、 郧西、 南召、 桐柏、 伊阳七县, 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 兴兵设戌,悉心抚治。明政府的弛禁和安抚政策, 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作用。此后,流民源源不断进入陕南, 从成化十二年（1477年）到正德末,各地流民进入秦巴山区落户入籍形成高潮。

明末，天灾、兵燹持续肆虐，秦巴地区人口急剧下降。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 进山垦荒就食。康熙采取强制措施推行移垦政策,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的努力, 历经100 余年,一场涉及闽粤、 湖广、 江浙、 湘黔等全国十几个省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运动基本完成。在移民过程中，陕南成为容纳移民数量较多的地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在《兴安升府疏》中说，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兴安州所属六县“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近来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皆成村落”。乾隆四十七年，毕沅在《覆奏民生吏治疏》中又说：“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西巡抚卓秉恬奏报：“由陕西之略阳、 凤县, 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 褒城,东经四川南江等县, 陕西紫阳等县,至湖北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其地辽阔……而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 到嘉庆末年，聚居於南、巴老林的流民已达数以百万计。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移民的持续涌入，从根本上改变了陕南的人口结构。嘉庆十八年（1813年）严如熤主修的《汉中府志》载：“郡属土著无多”, “南北两山及西、凤、宁、略、留、定之属则老民十之二三, 余均新民矣。新民两湖最多, 川民亦多； 次湖籍, 则安徽、两广, 次则河南, 贵州间亦有之”。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连缀，无礼教之防维。”成书于1934年的《续陕西通志》则称：“汉江以北者称为北坝, 人民土著居多； 汉江以南亦系平原, 称为南坝, 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户。”据《乾隆兴安府志》、 叶世倬《续修兴安府志》记载，来安康的移民以湖南、湖北、四川籍客民最多，其次是河南、江西、安徽以及广东、福建籍客民。叶世倬《春日兴安舟中杂咏》（八首）云：“分符曾忆到南荆，鴃舌蛮音系我情。今日入秦仍入楚，秦山大半楚人耕。”但各省籍客民在各厅县的分布比重又有差异，如白河县“县中多湖北武昌黄州人，故有黄武会馆……河街董事多属楚北之人为之，故风气颇同鄂渚”。道光时紫阳知县江开的《紫阳竹枝词》描述了紫阳县境内“老户”与川楚移民数量对比的情况：“前明正德年辛未，设县分疆尽陡坡。老户只存三十七，至今川楚客头多。”光绪年间编纂的《旬阳乡土志》称：县内“五方之迁居者，楚郧为多，西安府次之。”

咸丰、 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王朝发起第二次大移民，使秦巴山区迎来了最后一次移民涌入的浪潮。第二次大移民中移民多来自湖广、福建、 广东、 江西。很多在清初徙居苏皖鄂地区的客家人也在这次移民浪潮中举家西迁,来到了今安康境内。

明清两代的移民运动, 使相对封闭落后的安康山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也使安康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湖广、闽浙为主体的移民的迁入定居，不仅促进了安康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成了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赋予了安康地域文化南北荟萃、五方杂处的特色。更为重要的是，移民自强不息、克难奋进的创业精神也成为安康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六、佛道文化

佛道兼容互尊，信众佛道并奉，是安康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

佛教是何时传入汉水流域的？由于史载阙如，已难考定。依据造型风格和纪年文字来看，在安康境内发现的佛教造像，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可见，佛教在汉水流域的传播，与佛教沿陆路向中国南方传播的进程是同步的。安康本土文化学者张会鉴、李厚之二位先生认为：“东晋末至南北朝，是安康佛教大发展时期。”因为，“长江流域在南朝梁时，僧尼几达天下户口一半”，而此时“安康隶属南朝，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在这一时期，南、北统治者大多重视并利用佛教。受世俗政权的扶持，各种佛教学派纷纷涌现，并各立门户，彼此争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安康现存的建于南北朝时的寺庙遗迹就有白河县的白马寺、旬阳县的古清凉禅寺、汉滨区城东巴公崖上的“般若精舍”等。这说明南北朝时的安康佛事活动已比较活跃。隋唐时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统治者对佛教多持肯定和提倡的姿态，佛教遂“进入了宗派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与佛教传播渐趋鼎盛的局面相适应，各地开始大兴佛教寺院建设，安康亦不例外。据地方史志记载，安康仅在唐初就建立佛寺6所，分别是：白河县圣母山凌空寺、白河县柳树坪双塔寺、石泉县兴坪乡法兴寺、石泉县马岭东山顶朝阳寺、旬阳县北青铜寺、安康西津渡新罗寺。新罗寺与初建于唐代的双溪寺、天圣寺、万春寺并称安康佛教“四大丛林”。 在崇佛礼佛、念佛信佛的时代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安康走出了一代禅宗大德——怀让和近代佛教的传灯人物——印光法师。

佛教不光是宗教的、哲学的，更是人间化、生活化的。佛教讲通达、讲慈悲、讲忍耐、讲平等，信守以退为进、以短为长、以众为我的生活态度。佛家告诫信众，唯有回头、放下、忍让的世界，才能使人活得逍遥自在，才能造就前进、积极、幸福、快乐的人生。基于这一生活认知，佛教倡导对他人，要布施相助，不能坑陷毁谤；对世间，要知足感恩，不能自私贪求；对自然，要心存敬畏，不能为所欲为；对自己，要反思忏悔，不能知恶行恶。

佛教的传播，不仅对安康地区民风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塑造安康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积极意义。可以说，在安康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佛教起到了传导慈念、净化人心、醇化风俗的作用。安康人乐山亲水、乐天知命的精神气质，自然包含着佛教文化的因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佛道之间，道教对安康地域文化的定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安康曾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末，巴陵人张修创立的五斗米道是中国道教的源头。张角发动太平道起义后，张修也在巴郡起兵。《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益州牧刘焉为割据一方，派督义司马张鲁带兵与张修同击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后，张鲁又杀张修，夺其兵众。张鲁继续在汉中一带传播五斗米道，并自称“师君”，雄据汉中（包括今汉中和安康）近三十年。《三国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载：“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通道，其或不愈，则为不通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至魏晋时期，经葛洪等人的理论改造，道教才逐渐由尊巫鬼的原始道教转变为求长生的神仙道教。

因安康是中国原始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故安康境内的神仙传说和道教遗迹较多。著名的道教历史文献、东汉碑刻《仙人唐公房碑》载，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汉中郡（治西城，即今安康）郡吏唐公房，一天在城固老家遇到一位修仙得道的真人，遂拜这位真人为师，并给真人送去鲜美的瓜果，真人感其诚心，赐其神药。服药之后，能“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府在西成，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徕，转景即至，阖郡惊焉”。汉中郡守跟公房学道，“公房顷无所进”。郡守怒，“敕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公房问：“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備然与之俱去”。诚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地理巨著《水经注》、宋代欧阳修《欧阳文忠集》中，都载有这个异闻。

黄巢起义后，政权更替频繁，许多道教宫观毁于战火，道士星散，经书零落，曾经兴盛一时的官方正统道教受到沉重打击。为躲避战乱，晚唐至五代期间，许多文人儒士和失意的王公显贵隐遁山林，其中一些人因好道教仙术，而成为道士。这些人中，就吕洞宾、陈抟等。吕洞宾度郭尚灶的故事在安康可谓家喻户晓。安康最早记载吕洞宾仙迹的文字是明嘉靖年间金州判官刘阁所撰《游香溪牛山记》，记中云：“……度香溪入崇山中，有石洞，相传吕洞宾郭尚灶传道兹洞。洞前有石棋枰及子，人不敢取”。康熙《兴安州志》载：“郭尚灶，一名郭马儿，卖酒翠光台下。有道人吕姓，在柴扉道院中。往来上灶店中饮，上灶不取一文。如是数年，道人授一丸，投龙窝水中即成酒。道人去后，数年复来，携上灶往香溪炼丹，浴于销金池中，从翠光台端飞去。”康熙时，兴安知府王希舜撰写的《回龙观碑》也记述了吕洞宾留在安康的传说。道教南派创始人张伯端也曾在安康境内修行悟道。明《历代神仙通鉴》和道光《紫阳县志》对此都有记载。

许地山曾指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教对安康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刻、更直接的。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了安康人在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中求乐、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安康人热爱生活、洒脱淡然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安康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培养了安康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涵养出安康地域文化性格中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特点。

戴承元 杨明贵

辨识并复原地域文化基因图谱，是厘清地域文化源流、掌握地域精神根脉的前提，也是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学术工程。地域文化基因图谱如果混沌一片，地域文化符码的提炼和阐释工作就会出现盲目化、碎片化、空泛化等问题，凝聚地域文化建设共识、重构地缘文化自信的根基就不牢固。同样，如果地域文化学者的头脑中缺少地域文化基因图谱的概念，那么，其对地域文化精神特征的揭示就可能有失客观准确，甚至可能导致学理或史料方面的谬误发生。总之，地域文化基因图谱不清晰，则地域文化研究的推进就乏力。本文提出辨识并复原安康地域文化基因图谱这一研究论题，旨在厘清源流，整合重构安康现代文化标识，同时也是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进而以期引起广泛深入的学术争鸣。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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