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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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灾害经济学》《多难兴邦:新中国抗灾60年史诗》《中国灾情论》等著作。
□本报记者李丹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救援与重建创造了全方位、高速度、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奇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5月10日,在第九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地震救援和重建的成功,是中央高度重视、地区对口支援、全民广泛动员、灾区团结奋斗、全国一盘棋应对重大灾害的结果。
在郑功成看来,我国是多灾之国,而治理灾害是否有效,直接构成了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再到一些重大灾难性事件,因为管理体制的分割,导致了应对灾害的指挥系统难以高效运转,“这种政府包办救灾与灾后重建的方式可持续性不足,必须加以改进。”郑功成认为。
郑功成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原来分散在安监、国务院办公厅、公安、民政、国土、水利、农业、林业、地震等部门的灾害管理职责和国家减灾委、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责加以整合,组建应急管理部,“从传统的灾种分治、部门分割管理格局向集中管理转化,重构了我国的灾害管理体制。”
郑功成认为,未来,应急管理工作应该摆脱以往政府包办灾害管理的传统,在调动各主体特别是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方面多下功夫。
郑功成表示,涉及灾害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只有充分调动各方治理灾害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分工协作、相得益彰的综合治灾效果。他建议,要将综合治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完善应急管理部门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委的有效协同,与市场、社会主体的有效协同,公共资源配置及对其他资源的有效撬动,灾害信息共享平台、防灾减灾救灾教育与宣传平台构建等。
此外,还需要加快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建设,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综合管治与分工负责的关系,真正确立分级负责制,强化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职能,“这需要我们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家庭及个人参与灾害治理的积极性,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郑功成认为,同时还应强化灾害治理的行政问责。应急管理部门统一行使灾害治理的行政权,是走向综合治灾的关键,应赋予其足够的权力、能力与资源,但若管理失当,恶化灾害后果,则必须强化行政问责。
他山之石部分国家这样应急管理
●美国应急管理特点是统一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标准运行。美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由联邦、州、县和地方政府4级构成,并形成了联邦、州、县、市、社区5个层次的管理与响应机构,较为全面地覆盖到了美国本土的几乎所有领域。
● 日本政府在防灾、抗灾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体现在增强城市的交通和通信功能,增强国土保全机关和城市街区的应急能力;充实灾害应对对策和运转体制的内容,以减少灾害的损失和加强灾后复原建设;加强防灾演练,加强防灾设施、资料、器材管理和食物、饮用水的物资储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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