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对于一个诗群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不同意义不同路径上

□梁平

对于一个诗群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不同意义、不同路径上去解读它的发生以及发展。相对于“攀枝花诗群”而言，似乎比起其他诗群更为简洁明了，更具有其独立诗群的意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年长一点的人应该还记得姜华令、刘成东、吕文秀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与攀枝花三线建设同在，与攀枝花这座钢铁城市同在。近年来，攀枝花诗歌队伍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甘文良、沙马、马飚、曾蒙、周越周南、杨荞宁等一大批诗人青年诗人的涌现，“攀枝花诗群”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个性。

《花语诗韵》是“攀枝花诗群”的第一个结集，精选了33位诗人的100余首诗。它虽然不能代表攀枝花近50年的诗歌成就，但是这个选本对于一个只有百万余人口的钢铁城市，对于集中展示新世纪以来的“攀枝花诗群”，意义显而易见。

探寻攀枝花的文化根系与文化背景，我们不得不从构成这个城市文化主体的人去作考察，那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而攀枝花的文化背景，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轰轰烈烈的中国三线建设。“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长出村庄/村庄与村庄的缝隙里/长出人烟和果树”（马飚：《石头之书》）“一个沉睡的峡谷，一条走动的河流/一座昼夜醒着的钢铁工厂/这就是我和一座城的全部”（典子：《裂谷诗章》）。“攀枝花诗群”就这样集合起来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这里的建设者，所以他们的歌唱无论铿锵与婉转，都会不可阻拦地发出自己的心声。

在我看来，“攀枝花诗群”的创作已经呈现出三个向度，三个向度没有相互排斥与离分，而具有明晰地整体性和共融性。三个向度折射出：一个年轻的攀枝花，一个诗意的攀枝花，一个蓬勃欣荣的攀枝花。

一度向上，以局限的时间长度苍茫的眺望。这是“攀枝花诗群”一以贯之的传统向度。这个向度的作者不是以年龄划分，而是以自己的美学信仰坚持他们的坚持。他们的节奏与旋律，无论怎么转换，他们的姿态依然昂扬、依然热血澎湃。他们唱出的所有的音符都不会衰老，那是一种永远的激越和铿锵，那是这个城市不变的气势与脉动，这个城市永远的“进行曲”。他们很直接，直接到可以如此简单的歌唱，“一些铁桥把时间压缩/一些钢筋水泥的高耸之物/把生活与大地的距离拉近”（成成：《高速公路跨过金沙江》）。于是，他们仰望天空，总是在思考和测量人与天空的距离：“人和天空的距离/从一根绳子开始/天空的门打开/有多少人从风中走向天空？”（吕文秀：《风筝》）“真正的高处/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高处永远只比额头高一点”“如果没有高处/灵魂就死了”（周越周南 《高处》）。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登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抵达生命的高处，尤其是精神和灵魂的高度。但心可以向往之，那是生命的向往。也许，就像沙马所感叹的那样，“爱与痛惜/不可能在一首歌里唱完”。

一度向下，在山地裂谷与钢铁的板结里的抒情。这是“攀枝花诗群”最为众多的一个向度。他们是现实的、他们是现代的、他们有时还是超现实的。有欣喜、有迷茫、有疼痛。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的生命体验，那就是坚实地立足脚下这片生于斯养于斯的炙热的土地，在继承了攀枝花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求变、求新，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唱。他们的诗歌让这个城市保持了年轻和活力。攀枝花，在刘成东的眼里，就是艳如朝霞的“通天之树”，有着“执掌风云的身份”和“攀星追月的历练”，其原因就是“将一个挺拔而又璀璨的名字/标在毛泽东三线建设的版图上/成为共和国一座城市的名字”。由此，诗人坚定地说，“我和我的诗歌/因此而拥有/一座花城”“找到了心的回归”（刘成东：《若木花》。）与刘成东不同的是这个城市真正意义上新生一代的曾兴，他或许已经没有了山地的裂谷与建设工地的概念，他在这里睁开眼睛，是“从一面落地窗的光影中看到了/天空里的季节和浩瀚的宇宙”，“在他写下最后一首赞礼诗后/他默默地离开/把忧伤贴在脸上/一头倒近春天的棉花里”（曾兴：《最后的抒情》）。我甚至喜欢这样的忧伤，这是年青一代的真实，这种真实能够让一个城市保持青春和清醒。

一度向内。从最隐秘的内心呈现生命柔软与坚硬。这是在“攀枝花诗群”里，近年最为活跃、最具生命力和群体扩张的一种写作向度。他们已经不止于对这个城市的浅抒情，甚至开始刻意摒弃几十年诗歌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种种标签。他们现在的写作与这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钢花飞溅”“铁龙飞舞”的诗情画意相去甚远。他们的语言不再像这个城市地理的遥远一样而与外界隔离，而是比这个城市更加直接地融入外界。他们语言的新鲜、意象的现代、思考的庄严，毫无疑问地使他们与外界不再 “遥远”。他们在场、在中国诗歌的现场。他们注重内心的独白、注重内心的感受以及内心深处对这个城市亲近、纠结、反思甚至反叛。甘文良是这一向度的代表诗人。他开始排斥那种与生俱来的金属的尖锐，或者说那种来自工业时代的噪音。“音乐应符合大地的行程/像这里/理应切下金属的尖锐，让丝竹悠扬/让古老的音符一路上行”。这是从诗歌里体现出来的异类。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诗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呼吁要“切下”这个“尖锐”。这是来自诗人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这是时代和人类进步的冲突，冲突是进步的前端。这种冲突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丝毫没有伤害诗人对这个城市的眷恋与认同。

在这个向度里思考和写作的诗人比如曾蒙、沙马、杨荞宁、周越周南、王政等，都有不少耳目一新的诗歌。

“攀枝花诗群”写作的三个向度，不是作者阵营的三个明晰的划分，而是个人写作经验的交叉与重逢。他们作为一个诗歌群体是整体的，共融的，但作为写作路数又没有绝对的相同。上述三个向度的写作在“攀枝花诗群”已经形成鲜明的特色，成为“攀枝花诗群”的一个新的、可以区别于其他的独特的标志。愿“攀枝花诗群”更多关注和审视这个有着特殊地理意义的“地域”，像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阿来之于阿坝，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为这个英雄的城市立传，为这座钢铁之城留下绵长的文学记忆。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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