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林：巴蜀三千年 斑斓“丹青引”

《四川美术史》

朝鲜乐浪郡王盱墓出土蜀人绘制的玳瑁盒《观舞图》墨画（摹本 局部）

五星出东方蜀锦

蜀汉时期蜀郡佚名画家《贵族生活图》（摹绘）

阿坝州茂县牟托村出土的双面牛头钮盖漆绘人像（临摹图）

营盘山出土的飞鸟彩陶画（临摹图）

蒋蓝 摄

本报记者 蒋蓝/文 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嘉宾

唐林，美术史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非遗”协会专家委员。个人独著《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为北大、清华、人大、南大和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馆藏。曾获“儿童文学”翻译奖、巴蜀文艺奖。

提要

学者唐林以一人之力，费时7年完成《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完成了他之于巴蜀三千年的“丹青引”。

《四川美术史》作为中国地方美术通史研究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厘清了从史前时代直至晚清历史发展进程中四川美术的风格流变，涵盖了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和工艺美术五大门类，将四川美术的历史第一次全方位、多视角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话

“实事疾妄”：历史、传说、地下发掘相结合

记者（以下简称记）：《四川美术史》博大精深，让人联想起汉代王充的“实事疾妄”，不但要实事求是，更要厘清虚妄，求实、批判精神也是你治学的特点。

唐林（以下简称唐）：从性质上讲，《四川美术史》属地方性的美术通史。我写作此书，目的主要有四个：一是四川美术有着远比某派、某家要丰富、广博得多的历史内涵和内容，是地方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将不很确定的四川美术一一落实到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五个门类中，使四川美术的历史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面貌；三是对四川美术各个历史阶段的成果全面进行梳理、总结、评价，让人们获知的四川美术历史更加全面、真实、客观；四是作为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美术史》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美术史的内容。在这几方面，美术史研究者可以有着更加辽阔的研究视野，而不仅局限于一家之言。

记：《四川美术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哪些线索展开？

唐：有三个基本线索：一是四川省境内地下发掘出来的美术文物；二是地上代代相传留存至今的美术文物；三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资料运用问题上，坚持“历史、传说、地下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法，在力图还原四川美术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揭示其历史价值，其客观性和可传达性定能引起热爱四川美术的读者共鸣。

记：你主要考据纸上证据与文物证据，然后作出学术结论？

唐：《四川通史》《成都通史》以及《四川文物志》等权威书籍勾勒了一个大体的四川美术谱系。我很关注大量地方志记载以及各个地方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发现一些被“通史”忽略的美术信息。四川地缘特殊，拥有漫长的多民族生活史，因此我把多民族的美术发展也纳入进来。

记：在时间序列上，《四川美术史》为什么不延伸到近现代美术？

唐：上卷为先秦至隋唐，中卷为五代、两宋，下卷为元明清时期。近现代以张大千兄弟为代表的四川书画家霍然崛起神州，我没有收录，主要是遵循《中国美术史》的体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近现代巴蜀画派的发展，我写《“五百年来第一人” 四川内江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考证此图的书法、款识，被有关专家认为是“第一篇从学术和考证角度研究张大千《长江万里图》的文章。”又如《中国文人画的开拓者、北宋四川盐亭人的〈墨竹图〉》，重点考证该图的题跋、用印，《蜀汉时期成都人绘制的国宝名画〈贵族生活图〉》《陕西汉中〈石门颂〉：东汉四川人的书法杰作》等，填补了巴蜀绘画史、书法史研究的空白。

四川美术：国宝故事熠熠生辉

记：从先秦到隋唐，四川美术成就斐然，有的走在世界前列，有的在中国占据领先地位。

唐：姑且不说闻名于世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种雕塑，四川境内的石像、画像石、画像砖、摩崖石刻、陶俑等，其艺术已独步天下。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指定了64件文物，其中先秦时期的四川三星堆青铜神树和生动刻画原始宗教祭祀场面的玉边璋、秦汉三国时期绵阳何家山东汉摇钱树、四川蜀汉三国时期的“贵族生活图”漆盘、蜀地出产的“五星出东方”锦这4件文物，与著名的后母戊鼎、良渚玉琮王、曾侯乙编钟、红山文化女神像等国家重器一样，属于国宝级文物。

记：四川境内迄今为止最早的花鸟画出现在哪里？

唐：鸟纹一直是彩陶中不可或缺的装饰纹样。2003年阿坝州茂县营盘山新石器遗址出土“飞鸟彩陶画”两件，1件为陶瓶，底色为褐色，耳部和瓶身下部绘连续形式的带状纹样，中部绘椭圆圈纹，圈纹中画有几只展开翅膀的飞鸟。另1件为陶罐，在上腹一周10组半圆形内各绘两只飞鸟，共22只。这些变体鸟纹的飞鸟配以草卉纹等图案，显得简单、古朴、纯粹，线条流畅娴熟。两件彩陶器均为生活在藏羌地区的先民亲手绘制，所绘飞鸟应是古蜀人心目中的神鸟。“飞鸟彩陶画”是史前四川艺术家对这些图腾神鸟倾注了热烈情感，发挥独特艺术理解而创造出来的“抽象的鸟”。这是迄今为止四川发现的最早的两幅手绘花鸟画。

记：《四川美术史》还记录了朝鲜乐浪郡王盱墓出土的蜀人绘制的汉代名画。

唐：汉代是成都漆器工艺的全盛时期。西汉时期，成都建立了由中央政府直辖的蜀郡“工官”管理漆器和金银器生产，产品供宫廷使用，器物铭文中多有“乘舆”字样。成都“工官”的漆器作坊规模庞大，分工精细，产品遍及国内外。20世纪中叶后，国内湖南、湖北、贵州，乃至朝鲜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印有“成亭成市”“蜀郡西工”“成都郡工官”等烙印或戳记的漆器，品种有盒、奁、盘、耳杯、壶、案等。

朝鲜乐浪郡（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攻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治所在朝鲜县（今平壤大同江南岸），有大量墓葬，出土的漆器大都明确标明为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产品，部分还注明了漆器生产者的姓名。这说明早在2000年前四川漆器就远布朝鲜半岛了。东汉王盱墓出土的玳瑁小盒上所画羽人最能代表东汉后期漆绘人物的工艺水平，王盱墓出土、四川佚名画家所绘《观舞图》堪称中国水墨画的始祖。

记：蜀汉时期成都人绘制的名画《贵族生活图》意义非凡。

唐：准确称呼叫“贵族生活图漆盘”，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雨山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军朱然墓。朱然墓出土的60多件漆器中，部分漆盘如“季札挂剑漆盘”“童子对棍漆盘”后有朱漆篆书题款“蜀郡造作牢”“蜀郡作牢”，意思是蜀郡制作的经久耐用的漆器。这批蜀郡漆器之所以出土于朱然墓，可能是他从蜀国带回家乡的战利品，或是吴国与蜀间交往的馈赠品、两国贸易往来的商品。《贵族生活图》描绘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宴宾图》《出游图》《驯鹰图》《对弈图》《梳妆图》5小图，12人，分上中下3层，描绘贵族宴饮、出游、娱乐、梳妆情景，整个画面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这种平行排列、带有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纹饰中就有表现，至汉代更为风行，如四川东汉塔梁子崖墓壁画、宜宾南溪连环数式的图像石棺、简阳榜题画像的石棺等。

汉晋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记：还有汉代成都织造的蜀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这是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的，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唐：蜀地生产的“五星出东方锦”出现在新疆沙漠，充分说明当年丝绸之路的畅通。说“五星锦”是四川生产的，依据有四：一、“五星锦”的织物结构和工艺是采用彩条绿线显花的复式平纹经锦，这是汉代流行的早期蜀锦的基本特征，而织造这种经锦的织机及其上机工艺，只在成都双流的华阳被发现并传承至今。换句话说“五星锦”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是蜀锦所独有的织造方式。二、在我国染织史上，唯有蜀锦是经历了“经锦”和“纬锦”两个发展阶段的传统工艺织锦，在我国三大名锦中，仅蜀锦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三、东汉时期，成都有全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官办织锦工场，从政治与技术角度分析，具备条件生产这种专供宫廷与官府使用的、高难度的经锦。四、尼雅古墓出土的织锦具有东汉织锦风格，与尼雅遗址出土文物标本的Cl4测定年代距今1921±60年也相符。

黄筌画派：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深远

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古画中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五代的《写生珍禽图》，画上描绘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珍禽和昆虫，有的展翅觅食，有的嗷嗷待哺，有的睁大眼睛观望四周，这幅名作就出自五代时期的成都画家黄筌。

唐：后蜀后主孟昶创立翰林画院，设官分职，广募画师画手，授黄筌“翰林待诏”，服绊紫，赐佩鱼。《益州名画录》记载，黄筌权掌翰林画院事，为二品官待遇。后蜀翰林画院是中国绘画史上有正式且完全意义上的宫廷画院的开始，也被称为西蜀画院。西蜀画院的画家擅长人物画和工笔重彩花鸟画。

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论黄、徐体异”时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并指出黄派之画多写禁中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用笔工整，设色堂皇，此派画法以细挺的墨线钩出轮廓，然后填彩，即所谓“钩填法”，后人评为“钩勒填彩，旨趣浓艳”。这种绘画技法最终形成具有大众性且极富生命力的黄筌画派。当时凡画花鸟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黄筌画派代表了晚唐、五代、宋初时西蜀和中原的画风，成为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从而形成了北宋黄筌画派一统天下近一个世纪的宏观局面，其后继续影响历代宫廷画院，也影响画院外的文人画家。黄筌画派，既是花鸟画的宫廷院体特指，又是工笔表现画法的泛指。作为中国画的一个流派，黄筌画派影响深远，几乎在各代都有代表人物或传承人，均在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很可惜，“四川历史文化名人”评选的两批名单中，黄筌竟未列入。很期待下一次评选里有黄筌。

手记

2020年9月12日 成都

不久前看到学者侯水平的评论：唐林320万字的学术巨著《四川美术史》完璧出版。文章称：“《四川美术史》是堪称宏大的著作，写作范围从史前时代直至晚清，其内容涵盖了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和工艺美术五大门类，探索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四川美术的风格流变。从叙述方式角度看，既遵从了传统美术史的建构方式，又能从四川地域的美术发展状况入手，体现了规范与特色的统一，特别是其‘长历史’的视角，因而将四川美术的历史第一次全方位和多视角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查阅书中一些篇章后发现，作者筚路蓝缕、锐意穷搜，让人联想起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四川美术史》不但填补了四川美术史研究的空白，且成为中国地方美术通史研究中篇幅最长的作品。

12日一早下着雨，唐林比我先到约定地点。我在电梯口遇到一个低头行走的人，光头、眼镜，气度沉静……我凭直觉，应该是他。果然！

泡起两杯花茶，他从背包里掏出3卷本《四川美术史》，在细雨里我们逐渐远足到古代巴蜀的绘画、建筑、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的历史烟云中……他的表情逐渐生动起来，语流滔滔，举起手，竭力在空气里铺排出一个逶迤、持续、丰富、瑰丽的造像世界。

《四川美术史》的来历颇有一番曲折。2011年，省社科院准备主编一套“四川美术丛书”，有一天唐林在副院长李明泉桌子上看到这一计划，主动请缨接手《四川美术史》。唐林1959年出生在巴中，后赴乡村插队务农，自言早已习惯吃苦，自谓“才华不敢多言，但静得下心、吃得了苦的能力绝对有”！尽管不是美术研究科班出身，但他自信可以在这个冷板凳上坐十年，一定会拿出自己的答卷。

接手这一课题，他逐渐感到，这也许是自己生命中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件，务必全力以赴。他当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学术方面的工作，由此成了每天最早来单位、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周末或节假日成了他连续开工的绝佳时机。他做到了谢繁华、绝交游、乐淡泊、甘寂寞。当时计划二三十万字一本，随着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开掘，一发而不可收……在搜罗宏富的基础上，体例严谨、史脉清晰、观点持正且不乏独到见解，成为唐林深研美术史的尺度。

按传统美术的定义，美术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五大门类，即所谓的“大美术”，而不仅指绘画。这五个门类中的任一门类，都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有的一个门类现在都出版有数种杂志刊物。王朝闻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达11册，集中了全国相关领域最著名的专家100余位，花时17年方才完成。唐林则以一人之力费时7年，完成了他之于巴蜀三千年的“丹青引”。

我们谈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将军》，画马大师曹霸在安史之乱后潦倒漂泊，杜甫和他在成都相识，同情其遭遇，遂为画家立传，以诗摹写画意，把形上画论付诸高度可感的诗传体，真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唐林谈到还将写作《四川美术史：名画卷》，随手从背包里掏出一瓶产自我家乡的酒。哦呀，他这个百宝箱里，还会掏出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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