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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笋街路牌
石笋街上原有鸿雁皮鞋厂,石笋残石曾在此用作井口边壁
石笋街小学(东区)
成都,正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品质宜居地。这不仅体现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之美,还有值得深入发掘的丰厚文化品质。
地名,是地理空间的代号,更是蕴藏着社会变迁、文化形态的“基因密码”。成都,建城几千年以来,从未更改城名,也从未迁移城址。成都的长街短巷,有着许多美丽而独特的地名。它们把一段段历史和传说,浓缩凝固为一个个简单响亮的名字;它们在历代诗人的吟诵中重新塑造,灿烂不朽,许多沿用至今;今天,它们的名字,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和注脚。
本报副刊“天下成都”特别策划,联合“锦观”文化频道隆重推出《成都诗歌地理》系列,请跟随诗人们行吟的脚步,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从空间进入时间,一起感受天府文化的传承和魅力。
石笋行
唐·杜甫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
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
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
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
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
政化错忤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
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
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从关中到成都
诗人杜甫的惊叹
设想一下:走在成都闹市街头,突然迎面遭遇一巨大的石柱,它有两层楼那么高,包浆厚重,青苔没覆盖到的地方,还能看到地质纪年的痕迹——你该会有怎样的惊奇?!
1260年以前,诗人杜甫就有过相同的感受。公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在四年前爆发,杜甫经历过逃难、落入叛军之手、骨肉流离又重逢、因谏言下狱且贬官、关中大饥荒等一系列灾难之后,终于断绝辅佐君王、安定天下的理想,携妻带子入蜀投友。
前往成都,一路上与关中迥异的风土人物,对诗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惊奇地发现,这儿的树木竟然冬天也不凋零,成都俨然是一座并不逊色于长安的大都会。
盛唐时的成都,里坊密布,市廛繁盛,民康物阜。成都城里共计一百二十坊,留名者十五,如书台坊、金马坊、碧鸡坊、文翁坊、小蛮坊;街道则有赤里街、石笋街、扬子巷、煮胶巷等。
杜甫栖居的草堂,在碧鸡坊石笋街以西,他时常跨过两岸杨柳飘拂的石桥,沿着梅香四溢的江边小道,从西门进城。一路上,无人相识,难免生出大隐于市的放松感。到了金容坊,再顺着通衢大道走上几百步,就会看到那两株耸峭的石笋了。
那时的成都远离战乱,勾栏瓦肆遍布,酒楼茶坊林立,无处不展现着世界级大都市的风采。这座城市生活着近百万市民,尽管大部分是古蜀国子民的后裔,但此时的他们,正忙着享受红尘世界一等一的繁华,对自蚕丛至开明的古蜀先祖,并没有什么了解。然而,古蜀国的大石遗迹,还残留在成都的街头坊里,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智者杜甫以启示、感触,让他写下了《石笋行》这首诗。
从传说到考古 “海眼”原是墓地石表
石笋是细长的柱状石,一南一北两株立在碧鸡坊石笋街街口。北边那株更高,5米出头,直径约95厘米;南边那株长近4.1米,直径约1.2米,显得要矮胖一些。不过,从“腰围”来看,很可能南边的石笋更高。变短是在西汉末年。那时,王莽搞得天下大乱,蜀郡太守公孙述据险割据,中原大地上赤眉、绿林蜂起。乱世之中,南边的那株石笋没能完好保存,也就可以理解了。
基本完整的两株石笋,青苔掩盖着沧海桑田的痕迹,如天外飞峰一般神秘。而在石笋身边,还时常有些奇异之事发生,不由不让蜀人浮想联翩。每到盛夏季节,大雨滂沱,雨后的石笋旁会出现一地的小珠子。珠子很小,以青黄色居多,上面还有小孔,可以用线串起来。这种珠子,就是杜甫诗中的“瑟瑟”。
石笋的神秘之处还不止于此。有时,大雨之后会发生地陷,石笋一米之内的平地陡现大洞。洞中有积水,居然还很清亮。拿来竹竿往下戳,探不到底。好奇心重的人,又找来绳子绑了石头往下扔,居然还是见不到底。北宋的嘉祐年间,有一天,一辆牛车经过,突然地陷,把车困在了里面。
古代成都人地理知识还不够完善,认为泉眼、井眼都是直通大海的。于是乎就编出个故事,说这里是海眼,石笋便是镇海眼之物,可不能拔。要是一拔了,海水就要从里面汩汩冒出来,整个成都城都要被淹。
成都早年的确水患频繁,海眼象征的水神崇拜已沉潜入当地居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暴雨之后在石笋下出现的瑟瑟,是来自大海的宝物,固然很能满足普通人的想象,但也有少数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不相信的。
一个叫惠嶷的蜀地僧人就说,西晋的权臣桓温带兵攻入成都,剿灭成汉李氏政权时,焚烧了装饰豪华的少城,那些珠宝就是大火之后残留的遗物。
唐代风气开放,与70多个海外国家都有贸易、文化往来,景教也得以在蜀地流传。有外国人在石笋附近建立了大秦寺,门楼里有十间房,都用产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珠宝穿绳作门帘。因此有人说,大雨带出来的那些“瑟瑟”,就是大秦寺被毁之后留下的遗物。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翘楚,杜甫也不相信“海眼”的说法,他在考据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之后,通过《石笋行》一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石笋下面是古蜀王或者大臣权贵的墓室,高耸地面的巨大石笋,则是墓地的标识——石表,而“瑟瑟”自然是随葬于墓中的珠宝。
杜甫的见解,以今日历史学、考古学的成果来看,也大抵不差,甚至启发了不少近现代学者。本世纪初,在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疑似古蜀国开明王族大型墓葬,就有残存的木柱和木质柱础——很可能就供安置墓地表面大石柱所用。
可是,古代的蜀人,为什么喜欢这么大的石头呢?
成都曾经遍布大石遗迹,除了石笋、支矶石和天涯石至今存留,还有已经消失的石镜、五块石等(传说这五块叠放的大石头下面也是海眼)。成都平原并不产石,那么遍布城中的大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古蜀人为什么又要劳神费力,从很远的地方把石头搬来呢?这跟蜀人的发源、迁徙,以及古蜀国的建立密切相关了。
从高山到平原 古蜀人的迁移和思念
古蜀人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之中(今四川省茂县叠溪),因为地质灾害的逼迫,在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带领下,开始寻找下山发展的新路径。传说蚕丛教族人养蚕缫丝,所以蚕成了部落图腾。蚕丛部落经过多代的迁徙进入成都平原,在与先居于此地的柏灌部落交战中被击败。部族融合之后,柏灌一世便成为第二代蜀王。
到了殷商初期,另一支蜀人鱼凫部落也顺着河谷往山下走,来到了龙门山湔江口。从名字就可以推想,这个部族是以渔猎为生的。他们捕鱼靠凫,这是一种会捕鱼的水鸟,学名鸬鹚,四川人叫“鱼老鸹”。鱼凫部落进入成都平原后,击败、兼并了柏灌部落,鱼凫一世(他和部族同名)成为新的蜀王。
与上两代古蜀国不同,新建立的国家更加强大,生产水平远为发达——从其都城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器,便可见一斑。这些巨大、精美的青铜器,说明古蜀国已经从新石器时代跨越进入了青铜时代。
铜是哪儿来的?就在他们沿江下山进入平原的路上,今天的彭州市龙门山镇,就有个大宝铜矿。蜀人在下山走向平原的路途中,不时回望故乡。他们固然热爱成都的湿润丰饶,但依然忘不了故乡山风给予的磨砺。他们在山口留下巨石以为路标,希冀不要忘记了归乡的路。
其实,蜀人本来就是一个属于石头的民族。他们早年在岷山,生,居于石室之中;死,葬于石棺之中。他们以石斧劈木,以石锄犁地,以石箭射猎,以石戈和敌人战斗。生和死,蜀人都承受着那些巨大石头给予的庇护。大石在蜀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崇高的位置。
鱼凫王朝之后,古蜀国进入杜宇时代。当时蜀地低洼,水患频生,对农耕文明来说实在是极大困扰。来自楚地的鳖灵精通治水,他带领蜀民开玉垒山,劈金堂峡,分流洪水,平息水患。
治水成功的鳖灵在蜀人心中取得了巨大的声望,他取代望帝杜宇而成为新一代蜀王,开创了开明王朝。他跟杜宇的爱恨情仇,被诗人李商隐用“望帝春心托杜鹃”进行了演绎。
在开明帝治水的过程中,大石被赋予了更大的神力,成为镇水神器——这或许是石笋被穿凿附会为“海眼”的重要原因。在五代古蜀王朝上千年的历史中,大石被赋予的涵义或许有变,但无论如何,蜀人对它的崇拜没有变,对岷山故地的思念没有变。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 大石崇拜映照精神世界
成都平原不产大石,那么石笋从何而来?我们把眼光投向古蜀人的来处。从成都市中心向西,不到100公里,东北—西南走向便横亘着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那里也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山中巨石垒垒,古蜀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开山辟路,历经千辛万苦,将它们搬运回来,竖立在成都平原,构筑起了自己奇异的精神世界。
不只是蜀地,在中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各地,都曾经存在过一个对大石的崇拜时期。在中国的西藏,在东南亚,在地中海,在欧洲,在非洲,在美洲,大石遗迹无处不在。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便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代表。
巨石阵修筑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跟成都的大石遗迹一样,也都是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产物。无论是成都的石笋、石镜、五块石、支矶石,还是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都代表着人类在刚刚进入青铜时代时对石器时代的回望与留恋,映照着人类先祖的精神世界。巨石无声,默默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
成都的石笋,到了南宋时还竖在街头,元代已不复存在,估计毁于南宋末年战乱之中。在今日的石笋街与席草田街之间,曾有石笋遗石残存于原鸿雁皮鞋厂门前。后来,这儿凿了一口井,残石作了边壁。再后来,井也被封填了。
《石笋行》共八句,只有一半的篇幅在写石笋,仅用一句便揭示了石笋的真相,剩下的四句则是杜甫在发感慨。他感叹普通人无知无识,不加考据地听信传言,进而联想到君王受佞臣蒙蔽,以致施政错谬,社稷倾覆。他恨不得将石笋掷向天外,恨不得石笋从来没在世上存在过,好让世上不曾相信“海眼”之类的荒谬、愚昧传言。
何大江/文 李旻/摄影 曹劲松/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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