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民族花似锦 十年忆先生

1954年，身着各族服装的研究班学员（二排左二为李绍明）

2004年5月，李绍明率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研究课题组搭乘运输三轮上仇池山考察（前排左一）

1951年夏，茂县黑虎乡调查途中（背夫左侧背米袋者为李绍明）

1951年，茂县黑虎乡调查途中（后排右一为李绍明）

1991年10月，李绍明（右一）陪同费孝通考察川东酉阳土司衙署遗址

1956年李绍明在凉山社会历史调查组

本报记者 吴亦铮/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嘉宾

王国平，作家。四川江油人。作品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文学奖、四川省人民政府社科奖、金芙蓉文学奖等。现居都江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会长，巴金文学院与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时代职工文学创作院院长，成都市知联会理事、都江堰市知联会会长。

提要

8月31日，为纪念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李绍明先生辞世十周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联合在武侯祠博物馆召开了李绍明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同时出版了由段渝和王国平主编的《民族花灿忆故人——李绍明先生辞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会后，记者采访了本书主编之一王国平，请他讲述李绍明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著名学者的诸多往事。

李绍明（1933—2009）：生于四川成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生前曾担任过著名学者费孝通、马长寿、夏康农秘书。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世界声誉和影响。主要著作有《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羌族历史问题》《巴蜀民族史论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川东酉水土家》《彝族》《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等。

手记

2019年9月3日 成都

在“李绍明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会议现场，王国平神情凝重，眉眼间尚留存着对李绍明先生的追思。当天下午因他还有诸多事情亟待处理，访谈约到了两日之后。

采访当天再次见到王国平时，他情绪好了很多。或许是同在媒体工作过的缘故，他对我们的访谈流程可谓相当熟悉，采访开始前还摆了会儿闲龙门阵，让起初的陌生感迅速消融。

因为王国平与李绍明的儿子李铣相交甚笃，因此李绍明对于王国平来说，不仅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学术大家，更是生活中一位慈祥的伯父，平日里也受到其诸多指点。他给我讲述了李绍明去世前的这样一段往事。

2009年5月，王国平与殷波合著的《现在的我们——“5·12”都江堰大地震幸存者口述》出版，想送一本给李先生，请他批评指正。结果得知李先生因肝癌晚期，正在成都市三医院住院。他匆匆赶到医院时，李先生躺在病床上神形憔悴，不过精神尚佳。听说王国平出了一本口述史，李先生显得很兴奋，脸上也多了些光泽。他说自己看书不便，让王国平给他讲讲。讲到精彩处，他哈哈大笑，“你们这个口述史做得好，地震中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灾难样本，具有多重价值！我建议羌族地区也做一部口述史，对很多历史文化进行抢救式保存。”临走时，他让王国平把书留下，说，“放在这儿，我慢慢看。”

最终，王国平也不知道李先生是否读完了他的书。但李先生对后辈的关爱，对学术的执着，让王国平一直念念不忘。李先生去世后，王国平读到了上百份唁电、悼词和纪念文章，从那些温暖的文字里，他再次认识了李先生。渐渐地，将这些文章编撰成书，让更多的人认识李先生的想法，在他心中渐渐成型……

打磨十年，《民族花灿忆故人——李绍明先生辞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出版了。

对话

先生精神，历久弥新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李绍明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这本纪念文集，应该有缘故吧？

王国平（以下简称王）：李先生是2009年8月20日去世的，先生辞世在中国社科界特别是民族学界和人类学界引起震动，上百家学术机构和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政府纷纷发来唁电悼念先生，众多学术大家也纷纷撰文缅怀先生。

当时我们就想编一本纪念文集，因时值“5·12”汶川大地震后第二年，全省上下凝心聚力进行灾后重建的关键时期，李先生很多同仁、亲友、学生都在积极参与。先生本人在辞世前曾拖着病体，四处奔走，为羌族地区灾后文化重建及“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殚精竭虑。亲友们反复商量，觉得把先生遗愿完成后再来出版纪念文集会更有意义。同时，我和段渝也相信，李先生的学术思想会历久弥新，他的道德文章与人格魅力也会历久弥芳。十年后的今天，李先生生前倾力关注的羌族文化灾后重建已完成，诸多学者也对李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实践、学术成果、学术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因此现在出版纪念文集恰逢其时。

记：纪念文集主要展现李先生的哪些生平事迹和研究成果？

王：主要包含五部分内容。一是“先生生平”，梳理了先生简介、学术经历、学术思想，著作存目及与先生有关的论文存目。二是“学术追忆”，选辑了对李先生学术思想、成果和价值做过深入研究的多位学者的文章，以期能为不熟悉李先生的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与认识先生的窗口。三是“纸短情长”，收入先生的同仁、朋友、学生和亲人如谭继和、黄伯权、蒋晓华等人的追忆文章。四是“声入人心”，特意收入两个访谈，口述最接近人的本初思想，通过那些自然流露、脱口而出，没有经过仔细加工的语言，一窥先生的思想轨迹。五是“生命绝笔”，先生辞世前，为学者王川的著作《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写了序言，这是他最后的文字。

记：您担任本书的主编人员也是有渊源的？

王：我与先生虽相识较晚，但一见如故。我对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景仰有加，李先生待我也极好，仿佛自己的子侄，这份感情正如先生的儿子李铣所言：“亦先生亦伯父。”同时，长期以来，我也做过一些图书的编辑工作。段渝则长期受教于先生，是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因此，先生的亲友们觉得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比较合适。

一个有“度”的人

记：可否谈谈您心目中的李绍明先生？

王：我与先生第一次相见是2005年7月11日。当时我参与策划了一项学术活动——“大禹文化与江源文明学术研讨会”，李先生一手潇洒地摇着折扇，一手挽着脱下的外套，在酒店的小径上施施然而行，举手投足之间风度翩翩，完全是我想象中的大家风范。后来，我与他谈起李铣，他说：“那你肯定认得到廖永德！那是个热心人啊……”廖永德是我和李铣共同的朋友，一下子距离拉得很近。一晃14年过去，当时的情形却还在眼前晃动，好像就在昨天。

与先生相交多年，我深有体会，先生之所以为学术界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魅力，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真正身体力行地做到了为人真诚友善、谦和宽厚、克己让人，尊重前辈、关照同仁、提携后学，参政议时、建言献策、兼济八方……著名民族学家马曜评价：“绍明治学严谨朴实，一如其为人，尝默察其于出处去就之际，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这个评价非常中肯贴切，这既是我印象中的先生，恐怕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先生。

记：他作为一名学者，一名教育工作者，对工作、对育人的态度是令人尊敬的，请您分享一些您所知的相关故事。

王：作为一位生于成都，走出四川，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学者、教育工作者、社会活动家，李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团结事业。通过我与他的交往和朋友间的了解，我觉得先生是一个有“度”的人。

一是人格上有“温度”，先生待人真的是“谦谦君子，温良如玉”，对长辈尊崇敬仰、对同辈真诚相待、对晚辈扶持提携，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二是学术上有“深度”，我们现在讲“深扎”，先生从18岁开始就“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扎根少数民族研究”，一生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的传承、交流和创新。先生毕生为了弘扬学术精神不懈努力，对藏彝走廊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倡导，展现了一位民族学家对多民族中国和谐团结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

三是生命中有“韧度”。先生一生致力于祖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事业，人生堪称曲折跌宕，但先生历折弥坚，以坚韧不拔之志投入到民族调查、学科建设、学术机构的发起策划与筹建。

四是做人上很“大度”。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者。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一生都以开放、接纳和包容的态度对待生活与学术，比如他与学者王明珂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依然与他相交为友，并给予他许多有益的学术帮助和支持。

力推“南丝路”，而今成显学

师费孝通，得众多助

记：当年搞调查研究，必定充满了艰辛和困难。

王：先生早年考察的区域都是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据他回忆在黑虎乡调查时，有一次过一条河，同行的背夫一脚没有踩稳，米袋掉下去了，背夫弯腰下去捡米袋，结果米袋没捡回来，人却被冲走了！最后没办法，决定女同学走上游，男同学走下游，一旦女同学发生意外，方便救援。结果女生张亚庆一不小心跌入水中，幸得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性命。

记：李先生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除了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学界大师的帮助和教诲。

王：先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每个时期都接触了当时非常优秀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们对先生的成长至关重要。先生读书时受教于蒋旨昂、罗荣宗、冯汉骥、玉文华、陈宗祥、蒙文通、徐中舒，这一批老师让他从理论上实现了“厚积”。后来在调查实践中，老师们对他帮助也很大，比如费孝通，李先生曾做过他的学术秘书。费孝通对李先生主持的六江流域考察给予厚望，提出了许多建议。费孝通当时有个观点，他认为民族学研究要重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与沟通，这为先生后来的倡议藏彝文化走廊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记：李绍明的研究对今天来说，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王：以我有限的学识来看，先生的学术研究植根历史，着眼现实，关注未来，极具前瞻性，放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他几十年来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深入研究，不仅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对今天全国民族团结与繁荣提供了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应用型对策；比如他用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理论观点研究古蜀人族属问题的方法，依然为我们今天研究古蜀文明所使用；比如他开创的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康巴学”研究，都已成今天学术界的显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记：在您看来，李绍明先生毕生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哪些？

王:李先生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巴蜀文化等方面皆有卓著成就，学界公认，先生在民族学领域用功最勤，成果最著。

一是羌族研究。1951年夏，他就跟随老师玉文华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少数民族调查。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考察，1985年，他和冉光荣、周锡银合著的《羌族史》出版，为羌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成为羌族研究极其重要的学术著作。

二是彝族研究。1952年，李先生随川南民族访问团一行前往小凉山、峨边地区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又多次前往四川和云南的彝族聚居区调研和考察。1982年，由先生担任总撰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凉山彝族社会的著作，被学界誉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

三是藏族研究。1954年，先生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受命和其他人一起前往阿坝，创办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负责学校的教育科工作，同时教授《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教学之余做民族调查，重要著作《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成为研究藏族的重要作品。

四是学科建设。先生躬身实践，同时关注和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1977年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恢复，他回到自己热爱的研究领域，全面整理过去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取得瞩目的成就。

记：的确，他提出了许多堪称独创性和开创性的见解。

王：这方面的确有很多，比如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对藏族社会进行研究，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主编《川东酉水土家》一书，填补了四川土家研究的空白；主持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倡议开展“康巴学”研究，等等，不一而论，均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先生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你看今天，关于南丝路，不仅中国承认了，世界也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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