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邠州建学记》

任耀博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出守邠州，在任期间积极修建庙学，但还未建成又调任邓州，后受邀作《邠州建学记》以记其事。《邠州建学记》出自《范文正公文集》卷八。

邠州，古称豳国、豳州。夏属雍州，商为豳国，周、秦、西汉皆为京畿重镇，东汉始设为新平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新平郡为豳州，开元十三年（725年），因“豳”和“幽”字形相近，易混淆，诏令改“豳州”为“邠州”。民国二年（1913年），改名为邠县。1964年改为彬县，即今咸阳彬州市。

隋唐时期，邠州学风炽盛，“天下州县学废”而“邠州学风犹不衰”。邠州也因风景秀丽，且临近帝都长安，而成为文人仕宦的游览之地。诗人李白即有若干有关邠州诗篇传世。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秋，李白初入长安，仕途不顺，失意西游邠州新平，登楼望远并作诗《登新平楼》：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树，胡雁飞沙洲。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此外，李白还有《赠新平少年》等诗作存世。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诏天下建郡县之学”，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建或改建州郡县学堂。庆历五年，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任邠州知州，莅任第三天即视察邠州庙学。庙学是古代祭祀孔子的文庙和官办学校的结合体，也是州郡县的学府。范仲淹一生任职多地，每到一处都要兴学育才，在看到邠州庙学面积狭小后，遂决定选址改建邠州庙学。但庙学还未建成，范仲淹即又调任邓州，待庙学落成后，应邠州通判王稷邀请，在邓州南阳郡任所毅然撰写了著名的《邠州建学记》。

《邠州建学记》全文共四百余字。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首先阐述了自己的兴学育才和治理天下的观点，“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并论述了“育人才”“兴学堂”和“安天下”的相互关系，同时还提出建学的要旨：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谈经于堂，藏书于库。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范仲淹所期盼的“士人洋洋，其来如归”愿景，这和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幻想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次，该文还陈述了邠州庙学迁址扩建的前因后果。范仲淹任职邠州，视察庙学后发现“奉诏建学，其材出于诸生备矣。今夫子庙隘甚，群士无所安。”就是原有的邠州庙学太小了，许多读书人无处安身。经过讨论商议，范仲淹决定迁址东南地势高且光线好的地方新建庙学，“因议改卜于府之东南隅。地为高明，遂以建学，并其庙迁焉。”而庙学的迁移和新建工程，主要由“兵马监押刘保、节度推官杨承用共掌其役事”，兵马监押是统兵官，掌管军旅屯戍、边防、训练等，节度推官是主管司法的官员。通判王稷则“朝夕视之”，即负督查监管之责，通判是州郡的副长官，有监察职权。次年夏天，庙学竣工，建成厅舍一百四十间，鳞次栉比，气势恢宏。

此外，范仲淹还不忘在文章中砥砺生员要勤修德行、努力读书。同时，也提及这篇记文的产生原因，“余既改南阳郡，博士移书请为之记”，即《邠州建学记》是对邠州通判王稷在庙学建成后“请为之记”的具体回应。

范仲淹的“邠州建学”不仅厚植了邠州兴学育才的传统文化土壤，同时还起到重振学风的积极作用，并极大地延续传承了邠州源远流长的文风文脉。据《彬县教育志》记载，自宋以来，邠州的官学、私学培养了不少朝野之士。（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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