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县吴玠碑：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

一、无蜀是无东南也

南宋半壁江山得以偏安，全赖江淮、荆襄、川陕三大战区构筑的漫长防线。南宋以浙江、福建为政治核心区域，故江淮战区属于前卫，荆襄一带策应东西，川陕一线就是边疆。《孙子兵法》称：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宋人把宋金防线喻为常山蛇势，以首、脊、尾比喻三大战区。时人以为，以东南为首属于偏安之势，图恢复中原当以川陕为首，“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赵构在杭州做稳皇帝，无意以川陕为首号令中原，但川陕战区犹如咽喉之于心腹，“咽喉闭塞，则心腹不能以自存”，对于北人而言“取吴必先取蜀”，对于南宋而言“无蜀是无东南也”。

绍兴和议之前，三大战区的主帅分别是韩世忠、岳飞与吴玠。赵构在大名府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韩世忠、岳飞就已投奔赵构，都算得是从龙之臣，唯吴玠远在川陕，竟终身“未尝得一见天子”。

吴玠出生于元祐八年（1093），本是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父亲吴扆由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寨卒升至指挥使，死后葬于水洛城。吴玠约在政和元年（1111）从军，与韩世忠一样在西夏及镇压方腊、河北义军的战争中建功立业。建炎二年（1128）吴玠开始抗击金军，收复华州（今陕西华县），升右武大夫而成为中级武官。

建炎三年（1129），张浚指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赵构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连续升吴玠为权永兴军路经略司公事，并一度收复长安。但宋军在九月的富平之战中失利，吴玠收散兵退守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东和尚原，扼守入蜀通道。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军出大散关合攻和尚原，吴玠坚守阵地，连战三天，击退金军，以功升陕西诸路都统制。同年十月，金军“自宝鸡连三十里”再战和尚原，吴玠造劲弓强弩轮番发射，又设伏大败撤退的金军，取得和尚原大捷，吴玠以功授镇西军节度使，建节时间比岳飞早三年。

绍兴三年（1133）饶风关激战六昼夜失利后，吴玠从和尚原退守仙人关，在关右筑垒以守。绍兴四年（1134），10万金军进攻仙人关，吴玠以1万兵力抵抗，吴玠弟吴璘率军火速支援，在仙人关与吴玠军会合。宋金两军在“杀金坪”厮杀三昼夜，在退守第二道隘砦后击退金军的猛烈进攻，以长刀大斧砍杀金军骑兵，守住仙人关并大举反攻。四月，宋军收复凤、秦、陇三州。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吴玠所部由地方军被编为朝廷直属的行营右护军，成为南宋的西北长城。

徽县杀金坪

二、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茔之次

仙人关大捷后，吴玠的地位更加稳固，制衡吴玠成为朝廷必须重视的问题，于是派席益以安抚制置大使的身份入川。席益既要调处四川本土势力的矛盾，又要为朝廷制约吴玠，结果力不从心，于绍兴七年（1137）离任。朝廷又派胡世将入川，胡世将颇有才干，对吴玠既笼络又避让，较好地维系着吴玠与朝廷的关系。

这时宋金两国政局都经历复杂演变，议和逐渐成为舆论主流，主战派大臣张浚被罢相。张浚志大才疏，在四川有富平溃败、冤杀曲端的经历，但吴玠毕竟是张浚一手提拔，始终视张浚为恩公。张浚罢相后两个月，吴玠派使臣到临安觐见皇帝，请求赵构犒军。赵构认为这是试探，在满足犒军要求同时，让使臣提醒吴玠一路升官“皆出于朕，非由张浚也”。

绍兴八年（1138年）张浚被贬，秦桧复相。绍兴九年（1139）赵构以和议大赦，张浚复官，很快再次被排挤出朝。宋朝以向金朝称臣纳贡为代价，换得原刘豫所据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赵佶梓宫和韦太后、赵桓、宗室等许诺，只是正朔、誓表、册命、纳贡数量等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和约也迟迟未签。

为安抚吴玠，赵构给吴玠与岳飞都加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又任命吴玠为四川安抚使。吴玠坚决推辞，以病重为由请求免去所有职务。赵构谢绝吴玠请求，命胡世将在蜀中寻访名医为吴玠治病，又派御医前往四川。御医未到，吴玠于绍兴九年（1139）六月在仙人关去世，享年47岁。本来议和已成，金国准备交割土地，吴玠可以与父亲一起葬在水洛城。据说吴玠生前已在庄浪水洛城营建墓穴，神道等均已完工，因此庄浪县至今仍有吴玠墓。但七月金国发生内讧，宋朝使臣王伦被拘，金国主和派宗磐、挞懒以谋反罪被处死。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朝撕毁和议，以兀术为元帅，从宋金防线三大战区同时进攻南宋，河南、陕西州县重新落入金人之手。宋军在三大战场组织有效抵抗，除韩世忠、岳飞等从江淮、荆襄出兵之外，川陕战区由吴玠之弟吴璘主持战局。

宋金重新开战，意味着吴玠无缘葬回水洛城。2019年夏，甘肃徽县召开纪念吴家将及仙人关之战的会议，与会人员又寻访吴玠墓、碑及仙人关、杀金坪等遗址。吴玠墓、碑在徽县东北的钟楼山上，钟楼山因原有吴王祠而俗称吴山。

据说吴玠是否安葬于此仍有争议，对吴玠碑倒是无所质疑，但与文献对照，吴玠碑让人颇多困惑。吴玠碑高约3米，碑额题“宋故开府吴公墓志”，“开府”是指一度被吴玠拒绝的“开府仪同三司”。碑的背面有清嘉庆十一年（1807）徽县知县张伯魁保护吴玠碑的记文与诗作，原碑上又复刻“宋故将军吴玠之墓”八个楷书大字，据称是1934年驻防于此的国民军李铁军旅长的手笔。

吴玠碑

三、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

吴玠碑的问题是碑文无法与传世文献对应起来。现存有两篇题为吴玠墓志的文献，一是出自乾隆《甘肃通志》卷四八的《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作者署胡世将。另一篇保留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作者是为吴玠撰写神道碑的王纶。吴玠碑末尾部分漶漫不清、残缺甚多，与文献对比，开篇至“呜呼虽古名将何加焉”与胡世将所撰墓志大体相同，此后胡世将与吴璘论吴玠用兵等内容则出现在王纶所撰墓志中。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张发在撰写《吴武安功绩记》时指出胡世将的不足：

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

这段话的信息量不小，特别是指胡世将未经吴家邀请而主动为吴玠撰写行状、墓志等。但主持吴玠丧事的应该是其弟、接任川陕军队指挥权的吴璘，吴玠神道碑就是吴璘邀请王纶撰写，因此胡世将如果真的绕开吴家撰写墓志会显得比较奇怪。从墓志的内容看，胡本开篇称“其弟璘与诸孤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茔之次”，应该作于宋金第一次和议撕毁之前。又以“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称吴玠，未述及绍兴十年（1140）吴玠谥“武安”，应该是绍兴九年的作品。王纶撰墓志述及胡世将与吴璘论兵时称“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使”，与胡本墓志自称“命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守臣世将访状况医治疾”不同，因此文献中两种吴玠墓志应该不是误署作者，而是确实存在不同的版本。

据《吴武安公玠神道碑》，绍兴九年九月吴璘已邀请王纶撰写神道碑，王纶撰吴玠墓志所增论兵内容又有明显吴璘因素：

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璘适在军中，一日从容问公所以战，则曰：“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挫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璘有不能言。”

这恐怕是吴璘对胡世将所撰墓志有所不满，具体原因难以捉摸，或许是胡本过于仓猝而事迹不详、未及谥号，或许还有别的政治原因。但大致可以猜测，现存徽县吴玠碑是吴璘综合胡世将、王纶两篇吴玠墓志而成。

近年有学者对《宋史》所载吴玠死因提出质疑：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吴玠病因，而是何时、为何出现如此记述。胡世将、王纶撰写碑志时以吴玠为西北长城，当时官修史书不太会指吴玠死于嗜欲。绍兴和议之前，岳飞遇害，韩世忠罢兵权，宋金防线上唯川陕战区的吴家将在吴玠之后又传吴璘、吴挺、吴曦三代。但吴玠侄孙吴曦于开禧二年（1206）叛宋被杀，现存史料中首见吴玠死于嗜欲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年代当在吴曦叛宋之后，《宋史》还将吴曦之叛与吴玠嗜欲联系起来，称：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因此将吴玠之死归于嗜欲，很可能是吴曦叛宋之后刻意构建的历史书写。

吴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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